这些记载说明花石纲确是一件挥霍无度、浪费公帑的烂事儿；不过同时也可以佐证宋徽宗本人其实并无“想从百姓那儿拿东西，看上什么拿什么”的流氓观念。
昨天张鸣先生在腾讯·大家推出大文《花石纲这个烂事儿》，讲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大兴花石纲的荒唐事。在张先生的妙笔下，一个no zuo no die的任性帝王形象、一张“皇帝想从百姓那儿拿东西，看上什么拿什么”的专制皇权面目，跃然纸上。大文读罢，我忍不住技（shǒu）痒（jiàn），也想写一篇短文呼应一下。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反驳张鸣老师，更不是为花石纲这烂事儿辩护，只是想补充一些张文没有述及的细节，以便读者诸君对北宋花石纲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大约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开始搜刮民间奇卉石竹，正史与稗官小说都提到朱勔在苏州践踏士庶财产权的行径：“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防视之，防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这样的事情，确实让我们怀疑，赵宋的皇帝老儿是不是完全无视国民的私有产权，“想从百姓那儿拿东西，看上什么拿什么”。
宋徽宗《听琴图》，相传图中弹琴者为宋徽宗自画像。
宋徽宗《听琴图》，相传图中弹琴者为宋徽宗自画像。
我相信对于身居东京深宫的宋徽宗本人来说，千里之外的江南之地发生的这一切，他是未必知情的；作为一国之君，他应该也不至于无耻到要侵夺百姓之家的一石一木。崇宁初年，蔡京刚拜相，当时有巨商六七人，带着政府的借款合同前来索债：“这是当年章惇、曾布相公向我们借的债务，总共三百七十万贯钱，到现在都没有偿还。”宋徽宗听到蔡京的汇报后，戚然说：“欠债这么久未还，真辱国！”并让蔡京设法筹款，偿还政府债务。我觉得，一个政府在出现财政缺口时，不是用征用民财而是用借债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困难，而且借款之后也羞耻于赖账，还真不好说它无视民间财产权。
宣和三年（1121），宋徽宗还下了一道诏书，说：“自来收卖计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县、监司干置，皆系御前预行支降钱物，令依私价和卖，累降指挥，严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比者始闻赃私之吏借以为名，率多并缘为奸，驯致骚扰，达于闻听。可限指挥到，应有见收卖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专丞指挥计置去处，一切废罢。仍限十日结绝官吏钱物，作匠并拨归元处。”这道诏书透露了一个信息：宋徽宗让监司、州县采办花石纲，是从皇室经费中预支了大笔款项，“令依私价和卖”的，而且也强调了“不得少有抑配”。只不过，这笔钱到了具体办事的人手里，应该被私吞了。
这里宋徽宗有没有可能说假话呢？其他史料可以证实当时皇室确实划拨了非常多的钱物用于花石纲：据《宋史·食货志》、《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东南采办花石纲，“本路一竹之费，无虑五十缗，他路犹不止此”。为了支付花石纲的庞大花销，左藏库每月拨给皇室的经费，从原来的三十六万贯，“衍为一百二十万贯”。这些记载说明花石纲确是一件挥霍无度、浪费公帑的烂事儿；不过同时也可以佐证宋徽宗本人其实并无“想从百姓那儿拿东西，看上什么拿什么”的流氓观念。
但是，在办花石纲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赃私之吏借以为名”、践踏士庶财产权的丑闻，宋徽宗身为花石纲的始作俑者，难辞其咎，自不待言。现在的问题是，如此劳民伤财的烂事儿，当时就没有人反对吗？
事实上反对的人并不少。太学生邓肃进十诗讽谏，末句说：“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风。”蔡京看后，上奏徽宗：“今不杀肃，恐浮言乱天下。”不过宋徽宗没有答应，只将邓肃“放归田里”。另一位太学生翁采也上书“论花石纲扰民”，御史毛注上书，称花石纲“虚张事势”，“数郡为之骚扰”，请求“花石停运”。另一位御史许景衡也上书说：“财力匮乏在节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务，若营缮诸役，花石纲运，其名不一，……宜节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张鸣老师认为宋朝的士大夫“也不会为了商民说话”，似乎不合史实。
但即便有不少正直之士反对花石纲，毕竟还是未能阻止宋徽宗与蔡京安排花石纲的决策。这说明宋徽宗朝的政治确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皇帝沉溺于文艺，因为按照宋朝政体，负责执政者为宰相领导的政府（而非君主），负责监察政府者为独立的台谏，君主垂拱而治，呈现为一个比较明显的“二权分立”结构。在这样的政体之下，皇帝玩玩书画，也无伤大雅、无关大局。但是在徽宗朝崇宁之后，“二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已经被破坏了。
宋朝惯例，宰相多为群相，以便相互节制，独相的情况比较少见，但蔡京却单独担任宰相近十四年，接替蔡京的王黼也是独相，且都以“太师”或“太傅”之衔总领三省，这意味着，元丰改制后形成的三省内部的权力制衡（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复之，尚书承而行之）不复存在。蔡京、王黼权力之大，为北宋其他宰相所无，时人称“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王）黼当国之久，专权稔恶，中外畏之，无敢言者”。
与此同时，作为平行于政府系统的台谏系统的独立性，也受到削弱。宋朝台谏官例由君主亲擢，“宰臣、执政官勿预”，这一制度设计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台谏官才可以保持最大程度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意见左右。但宋徽宗继位，却下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宰相从此可以合法地操纵台谏人选，蔡京就是这么做的，“自除门人为御史”。宰相自己选择出来的台谏官，怎么可能独立地对政府展开硬碰硬的监督呢？如许敦仁，是蔡京故交，被蔡京擢为监察御史，“倚为腹心”，“敦仁凡所建请，悉受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