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在南京时与戴笠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到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我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一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使，弄不好要鸡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圆，戴笠本人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认为，所谓的有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收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奇怪吧?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的名和人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铁匠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富豪，一是靠乱世，乱世出英雄嘛；二是靠他独到的生意经和在交际场上高超的平衡能力。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中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古往今来一向如此，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但搭伙过了头，像到了胡雪岩那个程度，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生意做不成，官也当不成，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保持着应有的关系，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私自备钱而来这一情形中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过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页纸相隔。我是父亲的独养女，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想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令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勇敢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介绍，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看你这一筹莫展的样子，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样。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嘛，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才格外憧憬加入军统局，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女儿，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不!我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就这样，对顾老板来说，下午那种对峙、争执的时光又重现了，不同的是，下午他面对的是铁面无私的宋处长，现在面对的是娇惯成性的女儿。但结果都一样，他费尽口舌，只证明他是无能的，无法改变对方坚定的主意。这似乎也是规律：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
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某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下不时看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