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如死后的第二年秋天，也死去了，不管世人怎么评价司马相如，卓文君到死都爱他，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婚姻抛除了，而只陶醉于他们的爱情之中。
卓文君嫁给司马相如，值了！
而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