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好心”，这些谣传才得以在人群中经久不息地流传。许多人正因为觉得自己是利他的，所以在传播谣言时不仅没有负罪感或心理负担，相反他们还觉得是在做好事，最终反倒导致了谣言的猖獗。利他型传播者常常对事实真相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更容易坚持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中国的许多谣言传播者其实都是利他型的。人们在传播谣言时的潜台词常是：“相信我，我是为你好。”而且大多数人内心确实是这么想的。尤其在发生某些灾害的时候，这几乎变成了一种防范风险机制。2010年着名调研公司A.C.Nielsen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受调查的20多个亚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最倾向于和人分享负面体验（其比例约为最低的韩国的两倍），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可能也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人抱有更强的不安全感吧，因此更容易去“提醒”亲友们注意各种或真或假的危险。
在所有情况下，谣言通常都是通过人际网络来传播的——无论是在熟人之间，还是网上意见领袖与粉丝之间的那种虚拟人际网络，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效应，即所谓“社会流瀑”。一个从理性的角度看不可信的谣言，如果是你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你，并坚持说“相信我，我绝不会骗你”，出于对他们为人的信赖（你当然相信父母不会骗你、害你），你很可能会产生思想上的动摇甚至采信。
确实很少人能分辨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但每个人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在这个消息被正式证明属实之前，不要急于把它传播出去，因为那很可能并未减轻别人的恐慌，反倒加剧了那种恐慌。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消息是否属实其实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需要通过这样一种信息分享进一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社会群体归属感。当一些口头信息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时，它只不过是从现实的人际圈子转移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人们得以和从未谋面的人也进行“对话”。和口头传播一样，网络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可以互动：信息并不只是单向地从甲传给乙，乙也可以迅速给出自己的反馈。因此在这个时代，如果说这种新的口头文化提供了谣言爆发的一个良好时机，那么它也同时提供了一个鉴别谣言的良好机会：人们得以在公开讨论中学会如何养成独立思考的判断。毕竟，要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塞给每个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人们知道怎样去寻获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