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起网约车案件中，作为司法者的济南法院，在判决时就最大程度的将法律解释得符合正义。不但撤销了济南市客管中心作出的处罚，还在判决中表示，“考虑到网约车这种共享经济新业态的特殊背景，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要充分考虑科技进步激发的社会需求、市场创新等相关因素，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因此，当一项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出现时，基于竞争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考虑，不能一概将其排斥于市场之外，否则经济发展就会渐渐缓慢直至最后停滞不前”。
这个判决书类似美国著名法学家，法与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波斯纳在作出有利于Uber的判决时的一段解释：“事实上，当一项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出现，通常的结果就是旧技术或旧商业模式的没落甚至是消失。如果这些旧技术或旧商业模式受到宪法保护，有权排除新技术新模式进入它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渐渐缓慢到最后停滞不前。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不会有电话，而只有电报；不会有计算机，而只有计算尺。”
但在天津枪案中，事情又是另一番景象。对执法者而言，按公安部现行标准，公园里的气球射击摊老头和老太们全是军火贩，抓不抓全看心情。遗憾的是，此次天津枪案，被抓的摆气球射击摊的人不止一个。2016年10月12日晚，天津警方一共带走了13个摆射击摊的摊贩，除赵春华已被一审宣判，截至2016年12月31日，8人被全保候审，另有4人羁押在看守所。
两起案件，类似的困境，不同的结果。实际上，所谓恶法，很多时候从一开始就并不能成立，只是因为人默默的放弃自己职业道德与个体良知，装作恶法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不点破恶法的逻辑冲突的时候，恶法才能被当作毫无问题而得以执行。所谓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正是如此。所以，天津枪案背后，躲在铅印的法条与抽象的制度背后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应该为此背负道义与良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