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
子贡
子贡的名字叫端木赐，孔子周游列国都是靠他资助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看到勾践这个人内心歹毒，再在下去会有杀身之祸，就跑掉了，化名为鸱夷子皮去经商。他经商非常成功，三次成巨富，又三散家财。他后来定居在定陶，自号陶朱公。他辑录了他的老师计然关于经商的言论，参以自己见解，写成一本书，名叫《计然书》（也叫《计然策》），成为后来商家的宝典。过去商人家里都贴一副对联，说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就是表示对子贡和范蠡的尊崇，两个人也被商人尊为中国的商业之神。
在这个商业繁荣的时期，商人也出现了分化。人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商人，一种是良商、诚贾，一种是佞商、贪贾。越是到后来，后一种商人就越多，商人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坏。
秦汉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就要打击商人。汉高帝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和吕后时，虽然放松了抑商的法律，但是商人的子孙还是不能做官（“虽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武帝，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忽焉降临到商人头上。盐铁等大宗商品的生产收归官府经营；“算缗”（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和“告缗（举报商人偷税漏税）令”的施行，弄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汉武帝时实行了一整套打击商人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在政治上抑制商人，商人不得“仕宦为吏”；商人被编入特殊的户籍（市籍），不能享有农民的许多权利；在社会地位上贬低商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在经济上，从生产、流通、价格、市场、税收等方面限制商人活动（进行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五均六管），国家设立市长、市令管理市场；禁止商人购买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勿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等等。此外还开展打击商人的政治运动，其中在杨可“告缗”（举报商人偷税漏税）的运动中，政府没收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商人“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汉武帝还施行“七科谪”，把七种人作为罪犯编入军队去戍边。这七种人是 “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也”。即是指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入赘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其中四种人是对商人的，可见在皇帝眼中，商人家庭出身的人等同于罪犯。
东汉集市画像砖
东汉集市画像砖
汉朝灭亡以后，这种观念和政策持续了下来。晋朝规定：“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市侩卖者”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的标志及“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这些规定的意思是，首都百里之内，不是官员的人（包括商人）都不能乘马；商人不能穿金戴银，不能穿丝绸，犯禁的就要“弃市”，也就是就是拉到菜市口砍头示众。在街上卖东西的商人，必须在额头上写上自己的姓名，而且还要一只脚穿白靴子，一只脚穿黑靴子，被迫向社会公示其低贱的身份。
唐朝建立后，政府严格规定“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商人本人不得做官，即使是远房亲戚有经商的人，也没有做官的资格（“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此外，在衣着的质量、颜色、车乘和丧葬等方面，商人受到歧视。商人常常被称为“贱类”、“下人”，与部曲、奴婢等贱民的地位相差无几。
宋朝对商人比较宽容，但是政府对各阶层的服饰和交通工具的规定中，商人仍然被排在“工”之后，作为社会下层来对待的。商人乘轿也不能超过标准。宋初明令禁止商人参加考试，后有所松动，但也有明确限制：“凡命士应举，谓之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这种“贱商”的观念，一直到明朝还可以看到。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能穿最粗的丝织品，但农民却可以穿好的丝绸。不过农民家只要一个人做商人，全家都不准穿丝绸。到了正德元年，皇帝还重申禁止商人和仆役、倡优、贱民等类人穿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