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的果实之所以如此顺当地落在了袁世凯手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精英们在清朝覆灭之后，期待一个明君型的强人。
而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
袁世凯自己，那时倒没有想做这样的明君，他当时的期待，是做一个虚君之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也可以说，他更期待的体制，是君主立宪。但君主立宪和开明君主制之间，有何异同，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觉得中国民智未开，搞不了共和。退一万步说，即使做君主，也不是当下之事。清亡之后，遗老遗少们有人骂袁世凯是莽操之辈（王莽和曹操），鉴于袁世凯不是个读书人，而且《三国演义》在清朝的大红大紫，所以，他心仪曹操的可能性更大些，自己做一个权臣，就足够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革命后的袁世凯，只能接受共和，做了总统。袁世凯不是一个守旧的冬烘，但有关西方政体的知识却有限，怎么做这个总统，他心里也没有数。如果按照惯性，他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操作政治，一边学习西方，一边操弄权术。说实话，他能怎么做这个总统，不止取决于他自己，而且要看他周围的人，他的幕僚，他的班底，他亲近的人。
在晚清，袁世凯的幕僚和夹带中，有全中国最杰出人才，有唐绍仪、蔡廷干这样当年的留美幼童，有梁士诒这样的理财高手，有杨度这样立宪人和革命党都公认的“旷世逸才”（袁世凯语），还有陆征祥、曹汝霖这样的留学回来的政坛里手。这些人，进入民国之后，不单是他的幕僚了，但还是他的智囊。连后来归国的梁启超，实际上一度也是他的智囊之一。
做总统之后，鉴于皇帝和总统之间的转换，导致的权威失落，袁世凯一直在集权。赶走国民党不算，他不仅迅速瘫痪了不听话的国会，而且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权术和制度操作，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自己成了终身总统，原来在陆军部的军权，被大元帅统帅部给拿走，惹得自己的亲信干将段祺瑞十二分的不高兴。内阁总理，变来变去，变成了总统幕僚长似的国务卿，而且给了他的老朋友，对共和也不在意的前清大官僚徐世昌。他甚至打算，像清朝那样，把全国县级长官的任免权，也收回来，只是因为遭到各地军政长官的抵制，才没有遂愿。至于祭天，恢复尊孔等道德复辟，则更是不在话下。
在这一系列的集权操作中，袁世凯几乎没有受到他的智囊们的反对，全国主流知识界，也大体默不作声。来自租界里国民党人的反对声，也稀稀落落。大家都期待着，一个集权的大总统，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奇迹。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王朝崩塌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需要用武力驱逐国民党的情况下，袁世凯最倚重的力量，只能是军人。
北洋的悍将，已经都派往各地，各地的军人，无论叫都督还是将军，事实上都在学袁世凯的样子，在各省集权，把文官省长事实上贬成摆设。而袁世凯，对这些强悍的军头，一时之间，又没什么办法。权威失落，在集权过程中，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成立模范团，再度建立自己亲自掌握的亲卫部队，一时半会儿，还很难奏效。
这种时候，杨度等一干人，则及时地提出了君宪救国论。主张以袁世凯为中心，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借助君主这个名号，在传统上的威势和光环，挽回辛亥以来中央权威失落的颓势。
当洪宪帝制运动最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后，所谓的君主立宪，却只见有君主，没看见立宪，国会没有重开，甚至连提都没有人提，宪法也没有人张罗草拟。但是，洪宪皇帝的龙椅和龙袍，却都制作出来了，清朝的三大殿，也都早早空出来，准备给袁世凯登基用。在众人眼里，这样的君主立宪，其实就是君主制的复辟。智囊们苦心设计的方案，事实上变成了给袁世凯挖的大坑。只要他一登基，明的，暗的反对者，就会都从地下冒出来。而一直在一旁冷眼相看的近邻日本，则早就准备好了，给掉进大坑里的袁世凯，填上最后一锹土。
杨度他们以为，清朝的皇帝有权威，然而，袁世凯做的不是清朝的皇帝。况且，但凡是个皇帝，都是打出来的，不打，哪里来的皇帝？不跟日本人，哪怕灭了一个不听话的军头也行，连这个都不打，怎么做这个洪宪皇帝？
在袁世凯的集权过程中，主流知识界几乎容忍了袁世凯做的一切，天坛宪草被废，国会被瘫痪，新宪法迟迟不能出台，内阁制被废掉，军政大权，都归了袁世凯一个人，而且，他可以一辈子做总统，还可以推荐他儿子接着做。在北京，已经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制约总统的机制了。所谓的共和制，早就名存实亡。只是因为，知识界期待袁世凯，期待他成为名符其实的明君型的强人，所有的制度代价，似乎都可以付。
只有到了洪宪帝制的到来，梁启超才恍然大悟，一个明君没看见，但帝制却回来了。于是在日本的帮助下，掀起讨袁风潮，而袁世凯，则在这风潮中，在自己的大坑里越陷越深，直至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