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的和各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是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那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带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面，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只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 （他的职员就是前次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
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葳，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