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饨饨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