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文*”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文*”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