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德国老兵海因茨·奥托·浮士德目睹了种种惨状，他不愿回想。但这不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
战后，这位高中教师寄希望于未来，儿子却开始追问，他的手上是否沾满罪恶和鲜血。
那声惨叫在他脑海中回荡了72年
“啊！”可怕的惨叫又响起来了。过去的72年里，它始终在海因茨·奥托·浮士德的脑海里回荡，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每当浮士德在窄巷深处安静的小房子里独处，无论是坐在餐桌前，还是坐在花瓶里插着郁金香的客厅，这声尖叫都像不期而至的访客，打破他难得的平静。
它将浮士德送回72年前，送回2240公里之外苏联卡里基诺的一道战壕里。恍惚间，他又成了当年那个年轻的战士，在充满暴力的世界中奋力挣扎，寻找可供生存的夹缝，苟延残喘。
整个连队蜷缩在战壕里，战壕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战士们紧紧地互相靠着，浮士德旁边是好友埃克哈德。
突然，连长冲着身后的战士们吼道：“浮士德这队，到前面来！”浮士德没有动。这时候听从指挥，只会让自己变成死人。
“别说话，埃克哈德。”他悄悄对身边的朋友说。但埃克哈德大声答道：“我们来了！”
这个8人小队的目标是攻下前方的村庄，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无数战士倒在路上，每一步前行，都要从尸体残躯上爬过。
苏联人的炮弹像雨点般扫过来，3名战友哼都没哼一声，当即死亡。特里茨勒朝浮士德跌滚过来，左手跟胳膊之间只剩一条肌腱连着，他一咬牙，将肌腱扯断。埃克哈德被击中，浮士德试图去救朋友。到处都是苏联人和德国人，每个人都一边奔逃一边开枪，努力活下来。浮士德没子弹了，被迫撤回。“啊！”埃克哈德的惨叫不断传来，一声比一声弱，带着无比复杂的含义：乞求、希望、绝望。这声音萦绕在浮士德耳边，他却束手无策，直到它戛然而止。
最后的战斗，竟是为沉默而战
浮士德在莱茵河畔的辛齐希镇安度晚年。这个晚上，他眼里浸满泪水。来势汹汹的记忆碎片打破了他在现实与过去之间筑起的高墙。
尽管已经92岁，浮士德依旧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谈起那场战争，他总会带着一种奇异的使命感，就像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一样。
“都过去了。”浮士德告诉德国《明镜》周刊。还活着，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他没有时间回顾过去。在这个“正常”的世界里，没有撕裂的腹部和掉落的人头。
战争过后，浮士德回到德国，完成学业，建立家庭，然后在辛齐希镇高中做校长兼美术老师。他很少与妻子谈及自己的过去，尽可能地朝前走。
在儿子彼得的童年记忆中，家庭聚会是唯一一个会唤起父亲回顾过往的场合。西奥叔叔和尤普叔叔坐在父亲身边，讲起当年在苏联的战斗。彼得守在一旁，不厌其烦地倾听：“你还记得吗，那时候……”
之后的几年，德国ZDF网络电视的“二战”纪录片《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让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父辈在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纳粹、杀人犯或大屠杀的凶手？他们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罪孽？
许多父亲保持沉默。他们没想到，自己最后的战斗，竟是为沉默而战。
在浮士德家，父亲没有讳莫如深，儿子也并不想毁掉父亲。几十年来，他们一次次交谈。浮士德总是告诉儿子，德国人发动的战争是古往今来世间最大的犯罪。60岁的彼得想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参与那场战争，在苏联的那些年里，他是否像失去了右腿那样，也丢掉了自己的良知。
“如果不是他，我肯定无法活到战后”
在那个和平只是下次战争喘息之机的时代，浮士德相信，他是为了家庭和祖国而战，这是他的责任。
1921年，浮士德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电气工程师。全家加入纳粹党，看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1939年高中毕业后，浮士德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大学里读了几个月书，学习德语和地理。
1941年6月21日，浮士德参军，到了苏联边境。
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时，浮士德的部队对着苏联人不间断地扫射一个小时，消耗了1.8万发子弹和手榴弹。只要他们的枪声一停，苏联步兵就震天动地地吼着“万岁”，潮水般涌来。
在一个被遗弃的苏军阵地，浮士德击毙了第一个敌人，那是个岁数跟他差不多的小伙子。一个战友的内脏从腹部流了出来，高喊着“杀了我”，死在浮士德的怀里。目睹过无数悲惨的死亡，浮士德“习惯了战争的恐怖”。
1943年，一枚炸弹的碎片让他丢掉一条腿，他在美军战俘营中一直待到1945年年底。
回想起这一刻，浮士德心中只有感激。他告诉《图片报》：“那个向我射击的苏联士兵，如果他还活着，我会请他到家里做客。他救了我的命，如果不是他，我肯定无法活到战后。”
“我们无法选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