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有的小小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像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充满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他们会想起我讲过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在美国旅行了一次。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和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觉它们仿佛在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黄相间的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弋，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才到一天，他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去做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有威信，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他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20世纪70年代长江上开始建葛洲坝开始。我记得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里转来转去。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消防员。后来我知道他们带着3个研究生去了葛洲坝。等着到上游去产卵的鱼儿，一条条傻乎乎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运过坝去。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过来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们的曾孙、玄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大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他们家有兄妹5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黄成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的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
研究结果出来了，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显：长江下游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研究报告。不久，父亲从美国回来了，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整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二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重要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重要的事情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潢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视而不见。谁还会去管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