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我当了第二个孩子的妈；两个月后，我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妈妈活了74岁，不算长，也不算太短。
遗体在简单的基督教仪式后被火化。一个完整的人，就只剩下半铁盘的骨骸。我们几个女儿用一双长筷子，轮流把骨骸夹进骨灰罐。罐子上有一张几年前她还红光满面的照片。
我的悲伤还算好处理，但对于妈妈的愧疚，则不能稍减。
曾经试过要好好与她相处，但身为儿女，总是对父母有一种予取予求的盛气，往往聊不到几句，便不欢而散。后期更因为要控制她的糖尿病病情，常劝阻她吃东西而不愉快。身为幺女的我，常常对她长篇大论、晓以大义，她却只是无辜地说：“我要喝果汁、吃饼干。”
人生多难料？命运多残酷？
实在很难把吵着要吃饼干的妈妈，和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妈妈联系在一起。
外公学的是艺术，又是国文老师，自然对家中的长女要求甚高。妈妈也不负期望地在那个年代以高中学历考进“中广”苗栗台。还记得曾经看过一张妈妈在高中时的黑白照片，那里面一共有7个高中女生，妈妈说，她们是“七仙女”。妈妈坐在最中间的位置，笑得最自信、最灿烂，头发明显和其他女生不一样，稍微上了些卷子，那样的神采使她当之无愧地获得校花的名号。
听妈妈说，年轻时外公管得严，不管是空军军官的情书，还是热情听众的来信，都会被外公管控。唯独爸爸能闯关成功，是因为爸爸被调到“中广”苗栗台，和妈妈成了同事。
妈妈说，当时看爸爸很不顺眼——好像所有的恋情都少不了这一段，因为注意到了，因为被吸引了，却又不愿承认，便嘴上用力地抵抗着——因为妈妈嫌他太烧包！在40几年前的苗栗小镇，爸爸一出现便是整套笔挺的西装，胸前挂的是照相机和液晶显示收音机，妈妈便觉得这个人太爱表现。
后来，爸爸每天送妈妈回家，但又怕妈妈的家人发现，便在快到家门口的一座小桥那儿先离开。回忆起来，妈妈说那是觉得他烦。直到有一次，妈妈要坐火车去探望亲戚，爸爸去送行。火车要开了，爸爸很不舍地跟着火车小步跑，直至跟不上了，便大喊：“你要早点回来！”妈妈的心这才被融化了，她说，觉得爸爸好孤单、好可怜。后来，他们结婚，有了3个女儿。
大姐说，她小时候常听到他们两个人对唱情歌，家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和我的记忆完全相反。
或许因为我又是一个女儿，父亲难免失望；再加上举家北迁，经济压力变大，印象里的爸妈，总是为了钱不愉快。现在想想，妈妈为我受了许多委屈。不仅家庭、工作两头忙，还要因为没生个男孩，饱受爸爸的冷嘲热讽。
如果他们只有两个女儿，或许日子会好过一点；如果待在苗栗，或许可以更快乐。所以，还是很感谢妈妈勇敢地生下了我，还是很感谢爸爸带着全家人北上，不然，不会有我，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曾经怨恨过，怨妈妈为什么不像栽培姐姐般地栽培我——她们学小提琴、学钢琴、学芭蕾舞、学民族舞，我只学过一年钢琴。在父母争吵时，我也恨自己不是男生，不能让妈妈理直气壮。爸爸动手打我时，我更气妈妈为何不挺身相救，只在事后抱着我哭？
那时的我并不能了解，妈妈已经用尽全身的心力在职场上打拼，下班后还得赶回家张罗晚餐、料理家务，妈妈没有时间做梦，没有喘息的空间。没有人在乎她年少时如何被宠爱，如何被崇拜；而她在庸庸碌碌的日子里，是否也曾回想过那少女时玫瑰般的梦？
后来，我成为一个主持人。又是电视节目又是广播又是大型晚会，妈妈没说过一句以我为傲的话，只是看着电视然后对我笑：“没想到我女儿这么丑也能上电视当明星。”这句话把我和她的关系搞得更僵。
我搞不清楚她喜不喜欢我的表现。她只在我说话大胆时捶我两下：“女孩子不可以这么说话！”或在我将她的糗事模仿出来时夸张地捂嘴：“下次不准在电视上说我的事！要命！”我还是没听过一句她赞许我的话。
但她还是常拉着我到亲朋好友面前“展示”。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她以我为傲的方式。所以，我学她用损人的方式赞美人，用不在乎的态度掩饰在乎。我不赞成她的方式，却又在仰望着她时变成了她。
等到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惊觉，如果我用同样的方式对我的孩子，他们会有多寂寞。
我要大力地拥抱我的孩子，管他是不是小眼睛、塌鼻子，他们都是我生的，遗传自我和我最爱的人，每一个小细节都美得完美或不美得可爱。我要不断地亲吻他们，为他们轻柔地哼着摇篮曲。就算他们听不懂，我也要告诉他们我汹涌满盈的爱，不让他们有一丝丝负面的感受。我要减少工作，不错过他们需要我的每一刻。他们跌倒了，我能蹲在一旁及时地帮忙。他们多学会了一句话，我能先听到。他们五音不全地唱歌，我能跟着和，为他们鼓掌。
我要为那些错过的，做些弥补。
我要把妈妈那时错误表达的，正确解码。
我不要在孤孤单单地躺进冰柜后，才突然惊觉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好多话没说。
大姐说，妈妈这次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不会再出院了。
妈妈走时是早上8时，加护病房里没有亲人，3个女儿稍后才赶到。当女儿们都到时，她才合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