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揣摩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汉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稳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纸裁成，针线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大拇指和食指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要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限。吃的不用花钱，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母亲自己做，很少吃菜；穿的也不用花钱，家里有织布机，公家按人头发的布票极少用——偶尔买几尺布为孩子做新衣裳。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我拔猪草使的篮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小心地递到我手里，眼神充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镇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代“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双庙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绛帐镇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大地方的火车站。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兜。他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小干部模样——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
几乎快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身看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那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没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那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攥住布兜，麻利地解开口袋，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地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那张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工，宛如天仙。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老师说要去参观扶眉战役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高年级同学扛着红旗，我们一溜儿跟在后面，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馍，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饥渴。到了烈士墓前，才觉口渴，打开地上的水龙头咕咚咕咚狂喝了一气。吃是舍不得的。返程路上，肚子咕咕叫唤，河里的水，岸边的青草，河边的树，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一边想，何时能吃上母亲做的饭。走到村口，双腿含含糊糊迈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终于下决心去买一块面包吃。平日里，路过供销社门口，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嘴馋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我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但一直忍住。今天我想遂了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几根针。
握住面包离开供销社，一路走到高家学校操场，见四下无人，我才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啊呀，尽管只是一小口，但香酥的面包立马让我迷醉：面包，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起初，我要尽量延长享受美味的时间，但长久饥饿的胃，不容许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满足，越吃越急迫，最后索性张开大嘴一口吞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