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烟消云散，恢复如初。上课、备课、辅导、批改作业，老师们忙着耕耘，培养着祖国的花朵。文件和指示不断更新，工作方法不断改进，一份份文件在为老师们指点迷津的同时也制约着老师们的个性发挥。农村的教师，既是干部，也是农民。上好课是关键，备好课是重点，辅好导是巩固，批好作业是职责，务好庄稼更是储蓄好后盾力量。除此之外，写读书笔记是拓宽视野，写教学心得是反思自省，撰写论文是进军科研。在一本本教案本、档案袋的累积中，我们一起描绘着教育的蓝图。世界大了，学生少了，条件好了，素质降了，一次一次的矛盾冲撞中，我们在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中为教育祝福祈祷。在这明媚的春光中，我的作品在玲玲姐妹俩慷慨无私的不懈努力中，被印成一本文集出版了。因为我写的那个近乎于小儿科的《雪林王子》篇幅有些短，出版社不划算，就在后面缀了我的一些诗歌作品。说出版了，有些拗口，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费印了个刷。因为我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不承担销售和费用，说是什么如果市场能打开，后面需要加印的话他们就不让我自费了。玲玲姐妹俩说人家出版社答应印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给足了面子，作品其实是很不错的，就是现在图书市场不太景气，他们也有难处，劝我不要过村错店了。玲玲姐妹俩真是菩萨心肠，竟然还承担了一部分印刷费，一部分销售量，逼得我不印都不行。我和杨雪商量，杨雪倒是支持，建议我印的数量减减，权当是给我做个广告，说不定我还会因此红了呢。这样，我的书就印出来了。印了一千册，玲玲姐妹俩留了六百册。从邮局取回剩下的四百册，我大言不惭的想：我终于熬出头了，我终于吃到馅饼了，我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了。我给学校的同事们每人送了一本，又给乡上各校的校长们及学区的领导们也送了一本，所有得到赠书的同仁们都用一种发现新大陆的眼光看我，“啧啧”的称赞着恨不得拥抱我。可他们哪里知道我送书时心里那个疼啊，那可是自费啊。送出去的书我都签了名，写了“李星赠”三个字。那三个字写的不怎么样，我还真后悔怎么早不练签名呢。我一下子红遍全乡，学区领导还说：“李星，再给我几本，我给教育局领导送去，让局领导见识见识，我管辖的地方真是人才济济啊，竟然卧虎藏龙，出了个文豪。”
剩下的书只能自产自销了。杨雪说：“我在城里各学校门口摆个摊，能卖几本算几本，能收回多少成本算多少。”
我说：“要不咱搞个签名售书。”
“你还签名售书呢，你有粉丝吗？”
“粉丝？咱去干菜店批发些粉丝回来不就有了吗。”
“你棒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