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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王利芬激起了众怒。
她在微博上大肆庆祝她的个人公号出现第一篇10万+的文章，而这篇文章讲的是80后茅侃侃的离世。
她显然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没有意识到她文章的内容，与她这时的喜悦之间的巨大分裂。就像有人批评这是人血馒头一样，它是在一场葬礼中，一位记者因为她对葬礼报导的成功而大笑；是面对尸体时， 从没有觉知到这是一个生命的消逝，而只是一个潜在的爆款头条。
曾有鸡汤这么说：你是什么，你就看什么。对于王利芬女士而言，她的价值谱系里10万+是最重要的，所以尸体也就成了一个数字而已。
在这条微博惹祸之后，王女士迅速的删掉了这条微博，并发博表示道歉，但道歉的最后一句，意味深长。她说：请大家猛烈抨击，以利于我更好成长。
她的潜意识还是露出马脚，她在这时候，她关心的仍是自己，以及自己的成长。而那种被她消费的生命，仍然不值一提。
真正不寒而栗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这里面是一种对于他人生命的无感，对他人真正悲痛的隔绝。但吊诡的是，她能又快速地写出一个所谓创业的残酷，对逝去的悲悯。
她能娴熟地运用文字技术去操弄大众情绪，而自身却似乎已丧失了对那种情绪的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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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潜行在她道歉文字里的态度，与这两天陷入洗稿丑闻的周冲女士在朋友圈所说的话不谋而合。
“与其教育傻逼，不如赚傻逼点钱。”
周女士不尊重自己的读者，与王女士不尊重自己所报导的对象，本质上一样。
她们都是10万十的信徒，而所有的读者，以及读者所信奉的东西只是完成10万+的微小链条。
10万+成了这个内容创业时代最大的宗教。为了这一切，标题党、震惊部只是表象。其本质都是对最普遍的生理趣味的无底线顺从，是对最普遍的集体焦虑有意识的挑逗，是对最普遍的不安全感的技术性抚慰。
我们当然不能美化之前的媒体，我们当然知道， 《纽约时报》也是从黄色小报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之前技术能力的欠缺，我们的媒体从业者并不能真正的对接读者，这种联接要通过发行量、口碑、编委会、主编的层层过滤。
这些现在看起来冗余的设置，其实从相当程度成了一道优秀的防火墙。
读者趣味的无法量化，让编辑有了有限的自由创作空间，让编辑的趣味与读者趣味之间存在稍许的误差，它有限度地容许记编辑引领、冒犯读者，这种差异化，无论对于编辑记者还是读者，都是个良性刺激，因为它能让人们更丰富。
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读者的趣味被锁定在即时的精确到个位数的阅读数上。这种数学化的简化，让一个生命性的丰富性被迅带抽空风干，只保留了那些最粗壮的骨骼和纤维素。而这些骨骼与纤维素就是那些最底层的欲望，也就是动物性的那面。
这时编者或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从互相琢磨互相较量的关系，变成饲养与索取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损害着两者。
对于读者来说，这种毫无挑战的喂养，使他永远停留在一些底层欲望的满足上，他会同时患上精神世界的营良过剩和营良不良症，他在这种极度的填鸭式的喂养中失去了那个自然的自我。
对于作者来说，他的工作跟表达自我无关，它也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工作，它成了集体情绪最大公约数的应声虫，它的价值也就仅限于此，成功就成了它唯一的追求。
这种双向的封闭的互相喂养机制，最终形成的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大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容易被煽动，而这些内容生产者也越发缺乏对这些人的尊重，他们还把这称为割韭菜，收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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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的言论，就是这种工具论的无意识体现。而王利芬能够如此自然地讲出这句话，则跟现在工具论的大行其道有关。这种工具论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文化精英与知识精英大面积地放下思想包袱，成为文化商人。在全国性的创富运动中，所有人， 都认识到最羞耻的事是我是个穷人，成为富人是这个时代最心照不宣的主旋律。这时，所有以前觉得高贵的价值， 比如良心，比如优雅 ，比如爱，成了最大的累赘。
有些人为了缓解抛弃这种价值的不适感，也为了让他们的转型具有合法性，他们必须转嫁责任。所谓“与其教育傻逼，不如赚傻逼点钱” ，就是其中一种刻薄的自我申辩的说辞。
前一段时间引起广泛热议的许知远与马东以及近期的李诞的对谈，其实就是这种文化商人内在焦虑的一个显著体现。
许知远，这个热爱愤怒并把愤怒作为标识的知识分子，其实可以看作更年青版的马东和李诞，虽然李诞其实比许知远年轻多了。 他们的对话，可以看成他们内心世俗与灵性的激烈撕扯。
从某个方面来说，马东与李诞要比许知远更深刻，许知远则生造出一个曾经辉煌闪光的过去，他通过批判现在去回避一些更本质的也更灰暗的东西，而马东和李诞则直面了这个世界冷硬的那面，那种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存在的救赎，许知远所谓的高贵就根本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