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乐施会(Oxfam)发布的一份报告，2017年全年产生的财富中有82%流向了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而37亿的全球最贫穷人口却没有财富增加。前两年的数据我并没有查到，但有一组2016年揭示了“存量”的数据，全球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91% 的数据（来源：瑞士信贷研究所）。可见，在全世界而言，这样的两极分化已经是个常态。哪怕按照年份来切割，财富的增量部分，也是流入富人之手。也就是说，不仅富人更有钱，而且，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穷人。
见到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难免怀疑，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广大劳动者又从发展中，有多少的受惠？
我曾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对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深信不疑，一度非常执迷与哈耶克与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但是，市场经济的原理或许适用于理想状态，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它能起到调节资源的作用吗？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吗？
这个1%，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1%的人，就是全球化中的“终端人物”，也就是全球化中的金融巨头、跨国公司的掌舵者。乐施会的文章说，美国有些公司的高管，一小时的收入就相当于越南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报酬。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会说，人与人之间赋能有差异，有些人能力强一点，因此收入应该更高。这是正常的。但当你看到差异如此之大时，你还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5年前，占领华尔街的愤怒工人们将他们视为讨伐的对象。当时，他们喊着“我们是99%”，“抵制1%”，开始了一系列的带有民粹色彩的抗争运动。这个运动到今天仍未停息。
全球化原来为我们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并承诺如果各国都实施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分工，那么都能从中获得好处。开放、包容、竞争、市场机制、商业社会，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元叙事。情况也似乎一度变得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GDP，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琳琅满目的商品，飞速膨胀的城市……人们似乎找到了意义，但是，按照乐施会的统计结果，发展的成果最后都流入了1%的人的腰包。资本主义极大地提升了人类财富的总量，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它只是加剧了不平等。
二
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K. 莫顿发明了“马太效应”一词，进而描述了在社会中一个常见的现象：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资源有吸纳和积累越聚越多的特征。这与圣经中的马太福音的一段文字表述的相似，因此被称作“马太效应”。莫顿提到了有一种西方风行的棋类游戏，名叫强手棋，一开始每个棋手的起点是均等的，这符合“起点平等”的逻辑，但很快就会让位于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平等，最后会玩的人就会赢家通吃，滚雪球般摧毁所有对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世界里，就是强手棋的逻辑。
这样的数据，恐怕又会让那号称99%的人们怒火中烧。强手棋之所以玩的人不多，是因为它很快就没意思了。一个人老是赢，其他人就不愿意玩下去了。同样，西方的学者最近也在感慨，全球化失去动力了，但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
其实，他们只要走出书斋看一看，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看一看，就能知道答案。底层人民并没有因为资本全球化而获得多大的实惠，通过打工而短暂致富的人，不久后发现自己依然是社会边缘。“到城里打工”，曾几何时是农村人的信仰，但如今逐渐失去蛊惑力。产业工人是全球化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但获得的报酬微乎其微。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说，资本主义的游戏，只是一个糟糕的商品拜物教。尼加拉瓜学者卡德纳尔说过，资本主义是一个只有20%赢家的游戏，对另外的80%而言，是一场灾难。
而乌拉圭的著名左翼评论家，被誉为“拉丁美洲的良心”的加莱亚诺是这样说的，“发展是一次遇难者多于胜利者的航行”。他说，拉丁美洲今天的衰败，不是通往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不发达的后果。“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
虽然，加莱亚诺的话有点偏激，但你不能否认他所说的道理。发展的马太效应在全球中各维度都能找到案例：在国际社会上，就是穷国与富国；在一个社会内部，就是穷人和富人。哪怕是一个穷国里，有了少部分富人，也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上流社会，成为了世界人口的1%。他们不会是穷国其他人可复制的榜样。
一直以来，反全球化的运动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运动，到韩国农民集体抗议，从阿根廷的敲锅盖、拦路者运动到西班牙的滴答滴答运动，人们都对资本主义的强手棋逻辑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在竞争中本身就处于劣势的人们。
就像90年代一个反抗的墨西哥印第安人说，“我们是一群早已死去的人”。后来，就连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的民众又选出了一个愤怒的总统，这其实是非常符合民意的。如果一个游戏，遭遇了如此大规模的抵制，那将会发生什么呢？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经给过我们答案，那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
三
有一群所谓的经济学家指责乐施会这份报告。他们认为，乐施会不该亮出这组数据，更应该关注到，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人脱离贫困。固然是有些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更多人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更多本来已经达到小康的家庭，很快又滑落至相对的贫困。对于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他们的无力感在不断增加。就连日本、韩国这样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城市中产都是苦不堪言，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脱贫”这一陈词滥调，已经挽救不了新自由主义试验的落幕。中产的返贫，或许才是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脱贫却又返贫，那之前努力的意义又何在？这场“遇难者多于胜利者的航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