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本就是个太有名的词。再加上鲁迅那个太有名的怪标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但似乎从没有人质疑魏晋风度的主体。后现代主义者责难西洋的文化正典都被“已故的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垄断了，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自可高高挂起，但我们倒也不妨反求诸己，追问一下自己的历史：魏晋风度，是谁之风度呢？想来只属于那些“已故的华裔贵族男人”吧。
魏晋风度不属于下层群体，不属于异族群体，同时，也不属于女性群体。
魏晋时代的女性，是怎样一种存在？如此宏大的叙事，非我所能担当，我只想写出魏晋时代区区几位女子的片断而已。
这几位女子，不属于名媛俱乐部，只属于妈妈俱乐部，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那时有位王济王武子，祖父王昶是司空，父亲王浑是司徒，史称其“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后来更做了晋文帝的乘龙快婿。在他幼时，其父母有个轶事，见《世说新语·排调》：“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这里的“参军”，是指王浑之弟王伦。王济他爹表扬王济他妈说：生了这样的儿子，我是相当满意。结果王济他妈说：如果当初我是嫁给了小叔子，生的儿子会更醒目吧！
跟老公，有这么说话的吗？可以这么说话吗？这个段子的重点，显然在王济的妈，厉害了，我的妈！
王济的妈好歹留下了个姓，可怜裴秀的妈，姓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句话。
裴秀也是魏晋之际的名臣，更以“中国制图学之父”在科学史上留名。他亦是名门之后，但却是个庶子，《晋书·裴秀传》记载了他小时的事：“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尝使进馔于客，见者皆为之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宣氏知之，后遂止。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裴秀父亲的正室姓宣，很轻视他的生母，故意让她做“上酸菜”之类的事，客人无不起而敬谢。而她却表示不敢当：我只是个身份低贱的人，大家对我这般客气，只因为我儿裴秀吧。——此情此语，思之令人鼻酸，但其逊让之间，亦自有一份骄傲和从容，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
再来看阮孚的妈。阮孚，字遥集，好饮酒，放纵不羁爱自由，也是一时名士，更为后世制造出“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这两个著名典故。那么，他妈又是谁？
《世说新语·任诞》又有个八卦：“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阮咸阮仲容，就是阮孚的爸。他为了一个外族下女，且在母丧期间，“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急得连丧服都不换就骑驴去追，在当时是极违礼的。“累骑而返”，是说他跟鲜卑女子两个一同骑着那头驴回来，可见恩爱得很。“人种”，可指那位洋妹子已怀了他的血肉，似也可指那位洋妹子宜于生养，是个能为他传宗接代的人；但无论如何，我想他所以奋力追回那位洋妹子，更可能出乎真爱，所谓“人种不可失”，只是他应付世俗的借口罢了。
清人郝懿行在其编纂的《宋琐语》里有条按语：“陈寿使婢丸药，阮咸骑驴追婢，蔚宗奔丧携妓，才士轻薄，古今一辙。”从礼俗立场，阮咸或许失之轻纵，但比起陈寿、蔚宗（范晔），“骑驴追婢”至少是最浪漫的，极肖似好莱坞式大结局的桥段。这可是一个打破种族差别+阶级差别的爱情秀，一出西晋版的《真爱至上》呢！
阮孚的妈，较之王济、裴秀的妈更不如，没有留下名姓，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除去鲜卑的身世，什么都没有。但她能让豪门佳弟子策驴狂追，必非凡品，必有其可爱迷人的风度，这是不必怀疑的——比之《真爱至上》里那个莫名其妙就迷倒了英国首相的小秘娜塔丽，她一定要胜出几条街。
这几个无名女子，这几个特别的妈，或有性格，或有素质，或有魅力，不是很可代表魏晋女子的风采吗？不也表现出一种魏晋风度吗？
魏晋风度不仅是男子的，不仅是汉人的，不仅是贵族的。魏晋风度也是王济他妈的，也是裴秀他妈的，也是阮孚他妈的。
在这个一味为司马懿洗白的势利时代，我宁愿转发王济裴秀阮孚他妈的故事，以庆祝我们的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