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着，如同绘制街区地图或安排婚礼座席，穷婶母的范围以我的背部为中心一圈圈扩展开去。
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又一个人如梳齿脱落一样从我身边离去。
“那家伙本人倒不坏。”他们说，“问题是每次见面都不得不看老娘（或死于食道癌的老狗或留下火烧伤痕的女老师）那张让人心慌的脸，实在吃不消。”
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牙医的椅子。谁都不责怪我，也不怨恨我，却又全部躲避我，偶尔见面也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赶紧逃之夭夭。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别扭的——一个女孩老实说道。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说着，她难为情似的笑笑。若是你背着立伞架什么的，我想倒还可以忍受……
立伞架。
也罢，我想，本来我就不善于交往，较之背什么立伞架活着，眼下这样岂不好得多！
另一方面，我陷入了不得不应付几家杂志采访的困境。他们每隔一天来给我和婶母拍照。一旦她的相照不好，对方便气急败坏，提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本身当然不会翻看刊登这类报道的杂志，如果翻看的话，肯定把绳子套到脖颈上去。
一次还上过电视的晨间节目。早上六点就被拖下床，用车拉去演播室，喝了杯不知什么味道的咖啡。主持人是个仿佛能从身体此侧看到彼侧的中年播音员，每天笃定刷六次牙。
“好了，这位是今天早晨的嘉宾……先生。”
鼓掌。
“早上好！”
“早上好！”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先生背上了穷婶母。请您谈一下事情的经过和个中辛苦……”
“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辛苦。”我说，“既不重，又不至于把我敲骨吸髓。”
“那么肩酸背痛什么的……”
“没那回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赖在那里不动的呢？”
我简单介绍了独角兽铜像广场上的事，但主持人似乎没能吃透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清清嗓子，“您坐在池边，而池中潜伏着穷婶母，穷婶母附到您背上去了——是这样的吧？”
我摇摇头。说到底，人们所需求的不过是笑话或蹩脚的鬼怪故事罢了。
“穷婶母不是幽灵。既不会潜伏在什么地方，又不至于附到谁身上。不妨说，那仅仅是词语。”我很无奈地予以解释，“只是词语。”
谁也不置一词。
“也就是说，词语这东西类似连接意识的电极。只要通过电极持续给予同一刺激，那里必然发生某种反应。反应的类型当然因人而异，就我而言，则类似独立的存在感，恰如舌头在口中急剧膨胀的感觉。而附在我背上的，归根结蒂乃是穷婶母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说得夸张些，好比概念性符号。”
主持人一副不无困惑的神色。“您说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然而我们可以在你背部清楚地看见某种形迹，我们心中因之产生各所不一的含义……”
我耸耸肩：“所谓符号便是这么个东西吧。”
“果真如此，”年轻的女助手打破了僵局，“如果你想消除，就能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印象或者存在什么的随意消除喽？”
“那不可能。一度产生的东西，必然脱离我的意志而存在下去。”
年轻的女助手现出费解的神情，继续发问：“比方说吧，您刚才所说的词语，莫非我也能将其化为概念性符号不成？”
“能的。”我回答。
“假如我，”主持人此时插嘴进来，“每天无数遍重复概念性这个词语，那么我背部就迟早可能出现概念性形迹，是吧？”
“想必。”
“概念性一词转化为概念性符号啰？”
“完全如此。”演播室强烈的灯光弄得我头开始痛了。
“可是，所谓概念性究竟是怎么一副尊容呢？”
不晓得，我说。这个问题超出我的想象力，光是穷婶母一个人已经压得我够呛了。
当然世界上滑稽是无所不在的，有谁能从中逃脱呢？从强烈灯光照射下的演播室到深山老林中隐士的草庵，一切皆然。我背负穷婶母在这样的世界上踽踽独行。无须说，即使在如此滑稽的世界上我也是格外滑稽的，毕竟我背着一个穷婶母。如那个女孩所说，索性背一个立伞架什么的或许更为合乎情理。那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把我算作同伙，我势必每隔一星期改涂一遍立伞架的颜色，出席所有的晚会。
“噢，这星期的立伞架是粉红色嘛！”一个人说。
“是啊，”我应道，“这星期的心情是粉红色立伞架式的么！”
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们没准也会主动搭话：“嗳嗳，你的立伞架漂亮得不得了哟。”
同背负粉红色立伞架的男人同床共衾，对她们来说也无疑是一场美妙的体验。
然而遗憾的是，我背负的不是立伞架，而是穷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和我背上的穷婶母的兴致迅速淡化，最终只留下些许恶意而彻底消失。归根结蒂——如我的女友所说——任何人都不会对什么穷婶母怀哪家子兴致。最初的一点点好奇走完其应走的路，剩下来的只有海底般的沉默。那是仿佛我同穷婶母已经融为一体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