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什么的可有得赚？”“查莉”问我。
“不赚。”我回答，“有得赚不就是说有钱进来么！”
“好个怪人。”“查莉”说。
“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阔佬。
5
挂出“在”的牌子时，我大体坐在事务所的人造革沙发上边喝啤酒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唱片。我特别喜欢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张。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机上，绵绵不断地听格伦·古尔德，喝啤酒。格伦·古尔德听腻了，有时放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查莉”喜欢《AC／DC》。
6
说是“私家侦探所”，但几乎没什么顾客。悉尼绿色大街的居民压根儿没想到要花钱解决什么，况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给人的感觉似乎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还不如相互协调来得快。总而言之，悉尼的绿色大街对于私家侦探来说决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
偶尔，在“收费低廉”字样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赶来，但大部分——当然是对我而言—— 都是无聊透顶的案件。
什么“我家的鸡两天只生一次蛋是怎么回事”啦，什么“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请把犯人逮住”啦，什么“朋友借钱不还请跟他好好说说叫他还回”啦，如此不一而足。
此类无聊委托我统统一推了事。还用说，我又不是为了照看谁家的小鸡、牛奶和催还几个小钱才当私家侦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要案，比如身高两米的镶着蓝色假眼的大管家开着黑漆高级轿车跑来说“为了保护伯爵千金的红宝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吗”，要这等事件才行。
可是澳大利亚没有什么伯爵千金，休说伯爵，子爵男爵也没一个。伤透脑筋！
这么着，我每天每天都闲得发慌。或剪指甲，或听格伦·占尔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动手枪，或在比萨饼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时光。
“你别干什么私家侦探了，干点正经事儿如何？”“查莉”说，“印刷工什么的。”
印刷工？那也不坏，我想，和“查莉”结婚当印刷工，不坏不坏。
但时下我仍是私家侦探。
7
一副羊模样的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进来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样小个子一闪进屋，先确认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关门。门很难关严，我上前帮忙，两人一起把门关好。
“您好！”小个子说。
“您好！”我应道，“您是……”
“请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说。
“初次见面，羊男先生。”
“初次见面。”羊男说，“您是私家侦探吧？”
“是的，我是私家侦探。”说罢，我关掉唱机，把格伦·古尔德的《创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钳扔进抽屉，劝羊男坐在椅子上。
“我在找私家侦探。”羊男说。
“原来这样。”
“但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
“呃呃。”
“在拐角那个比萨饼店提起来，那个女的告诉我来这里就行。”
是“查莉”。
“那么羊男先生，”我说，“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8
羊男身穿羊皮罩衣。虽说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纹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带着，惟独手、脚和脸的部位空缺。眼睛蒙着黑眼罩。我不明白这小子何苦非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现在已有很多日子了，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说走起路来岂不要给小孩子们取笑？莫名其妙！
“要是热的话，”我说，“就别客气，唔——，就请把上衣脱下。”
“不不，不客气，”羊男说，“早已经习惯了。”
“那么羊男先生，”我重复道，“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9
“其实我是想请您把我的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耳朵？”
“就是我衣裳上连着的耳朵。喏，这里！”说着，羊男手指脑袋的右上端，眼珠也同时往右上端翻去，“这边的耳朵被揪掉了吧？”
的确，他的羊皮衣裳右侧的耳朵——从我这边看为左侧——被揪掉不见了。左耳好端端连着。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想过羊有怎样的耳朵。羊耳那东西应该是扁平扁平的，忽扇忽扇地往两边支出，
“所以想请您把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便笺和圆珠笔，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着桌面。
“请谈一下具体情况。”我说，“被揪掉是什么时候？谁揪的？还有，你到底是谁？”
“被揪掉是三天前，羊博士揪的。还有，我是羊男。”
“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