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
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
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
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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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
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情愫，都是这样的词。
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
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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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
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