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会看最后一场电影，然后搭末班地铁回家。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男人，矮小瘦弱的身影，纠结的及肩长发，穿着宽松的上衣和灰扑扑的长裤。最奇特的是，他右肩上背着根木棍，上面挂着几塑胶袋杂物，就这样走在现代化商场，步履急促，在影院的售票处买一张电影票，匆匆地进入电影院。
那是你可能会看到的无家可归的游民形象。
第二次、第三次……他和我一样，都爱看晚场电影，可能在不同的放映室，但有几次， 我们亦步入同一间放映室，看同一场电影，安安静静地，在光影之间，做着一个人的梦。
男人这样诡异的打扮，使你不太可能将他归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普通人。可管他的，他爱看电影，他可能带着全部家当在这个城市走来走去，但一到时间，他就会像被召唤的信徒，乖乖地来报到。而在这一点上，我很乐意将他和我归为同类——一个喜欢匿伏在黑暗的电影院，在影像中寻求安慰的隐者。
这世界若没有这些一路同行的旅伴，我们的人生将会寂寞许多。除了我们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人物，比如亲人、爱人、朋友，其余的同行者可能会随时离队，甚至连挥手道别都不需要。试着回想一下，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而又远离的旧时玩伴、父母的朋友、老师、同事、合伙人……都不见了。
通讯簿上许多待删不用的电话，电话卡里有些连你也记不得到底是谁的名字，旧相册里叫不出名的同事、同学——别开玩笑了，我们的脑袋怎么塞得下那么多的面孔、人名？诗人说，这些人是过客，他们只旅居。如果我们的自我可以膨胀如一只拼命鼓气的笨青蛙那么大，那当然可以把这些曾经的同行者，一笔挥去。
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如搭建好的积木，每抽取一块，积木就有可能坍塌。
我们的记忆老是在做着删除的工作，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谈到，一个人凭着他的心智可以把过去抹除，但最后他以为随时可以召回的世界却回不来了。那个无论呈现敌意或友善的世界，那些教人欣悦或抗争的事，甚至从未干扰过自己的过路人、外地人、陌生人，其实都是一块块坚实的积木，承载着你生命的形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与你共生共存。
所以，每当我搭上末班地铁，看着车厢内一脸疲态的夜归者或一两个伏在母亲肩上沉睡的小童，我都会产生一种同路人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