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的恐惧威胁，是1985年首访尼泊尔时，在朝圣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处的泥泞山路上，破车抛锚，瞬间被村民包围乞讨。好不容易在门窗紧闭中，汗流浃背地等到引擎挣扎启动，车身颤抖地在坑洞中前进，望向后窗外蚂蚁雄兵般锲而不舍的褴褛丐童，真心懊悔没有更换一麻袋零钱来摆脱这场困境。事后得知，我若真这么做了，不被蜂拥而出的村民剥下一层皮，就休想离开，不免吓出一身冷汗。
到印度，在英国人打造的新德里使馆行政区被红绿灯拦下，无独有偶地又遇见一群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在车阵里挨个儿敲窗，有的温柔笑着念叨，有的满脸凄苦地伸手哀求。一个小女孩笑眯眯地敲开了司机的窗，朋友看着好玩，便破例随手在驾驶座旁的零钱盒拿钱，未料，被拒绝了。
身高仅够在车窗冒出头的女孩，指着我手上剥开一半的法式牛角面包往自己嘴边比了两下，我立即明白地赞叹：“她倒识货！”开心地递过去，那女孩拿到半个面包，整张脸笑开了花，暗沉的天空似乎跟着亮了起来。我时时想起这个画面，甚至再访新德里时，特意去找那家小面包店，买那种比正常尺寸大的牛角面包，边吃边想起那人间最美丽的笑容，期待着再次在车阵里遇上同样绽放笑容的小脸庞。
她可能是我累积多年的微弱功德下，遇上的菩萨，告诉我什么是开心的笑。
这次巧遇多年不见的小活佛，一起在车阵里遇上成群的乞丐，车里五人纹丝不动，坐在前座的我，被一张带泪的小脸刺激着，忍无可忍掏出五十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五元），打开车窗递给他。邻座的印度朋友说：“偶尔发发善心无可厚非，想给就给吧！”他在安慰我，我很感激。小活佛跟我不熟，努力解释着：“印度的乞丐是有组织的，这些孩子被鞭打着乞讨，我们若给钱，是助长歪风。他们被训练得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各种伎俩运用纯熟，我们只能忍着不看。不给钱，才能让这场浩劫结束。”进出印度多年，我深知这个道理，能忍则忍，但今天，那孩子的泪水，我无法假装没看见。“就当是我付给他的最佳演技费吧！”我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只能做一次，算是饮鸩止渴的布施。
给钱，这事不能常做，自己也负担不起。德里恐怕有五百万以上的游民，而十几亿人口的印度，该有半数以上都在贫困边缘挣扎着生存。全世界的尖端领域都有大量聪明优秀又富裕的印度人，他们难道不比我们更想帮助自己的同胞吗？许多著名的非政府组织都会以印度为开发基地，这是慈善的沃土，很容易发挥布施的功德。
我曾经跟几位资深义工讨论慈善工作，他们大都有各自的苦水与质疑，文化差异的融入便是最难跨越的第一关。慈善，终究难以避免地有了“业绩”的考量，却逼使满怀热忱的义工们，开启自我检验动机的测试。没有人欢迎一头热的义工，一旦投入，便是终身职业，否则只有添乱罢了，在援救地手忙脚乱，连自己都需要帮助，根本不可能给予他人适当的救援。而提供贫民窟需要的基础教育，更是一场步履维艰的灾难，非外人能窥视一二。
一次次地，只要进出印度，就能看见大象、牛、马、猴子与人车争道，还能看见手拄拐杖、四肢残缺、匍匐在地的乞丐，这样的景象在前朝莫卧儿帝国遗留的旧德里城区随处可见，几乎是数百年不变。而英国殖民者打造的新德里行政区，亦不遑多让，三两步便能不小心撞上乞丐。还有或衣衫褴褛或穿着整齐学生装的幼童，拿着鞋盒可怜巴巴地哀求赏口饭吃，扑身而上地卑屈服务着，亦为另类的乞讨方式。总之，任何能打动过客的招式，德里的生活剧场都可随时供应。
刚到德里时，见到许多断臂残腿的乞丐，难以置信，问了当地人才明白这是一种策略，并非真有这么多天生残疾的人，他们都是在毫无正常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被截肢的，那画面，想一下都让人心痛。因此，多年来被谆谆告诫必须隐忍不给乞丐钱，再少的钱都不能给，最多把从餐厅打包的剩菜剩饭递出去，或买一大包糖果，沿途当零钱给。
然而，对于外来游客，这些无法回避的画面，实在是超乎正常承受力的严苛考验，每看一眼，便是一次无情的地狱鞭笞。
我在佛陀证悟的圣地菩提迦耶居游时，每日朝圣前在客栈旁的小店吃早餐，鸡蛋、三明治与印度奶茶是固定的选项。那天遇见乞讨老妇，眼神飘忽漫不经心地经过，缓缓在路边泥地坐下，不像寻常乞丐那样积极。我让店家备好一份同样的早餐拿过去，她端着热腾腾的食物，并不急着塞进嘴里，却仿佛陷入沉思般，直到另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在身边坐下，两人安静地慢慢分食。她既没谢我也没多看我一眼，我想起《金刚经》说的：“无有众生可度……”她可能是比我更有承受力的菩萨呢。
印度的乞丐们给我的笑容，远比我给出去的卢比多得多。当然，这不表示我必须持续给钱，给不给，已然不是重点。我在他们的笑容下，深感卑微。
笑容，是我最大的功课，在学会什么是慈悲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