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之前被任命为县知事的人中，86%都出身武士阶层。最大的领主德川将军家，虽然被要求将俸禄从原来的800万石降为30万石，但落败后也还是贵族，没有性命之忧，一番协调下来，江户也就“无血开城”了。
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
更何况，当时得势的萨摩藩岛津氏，俸禄同样被限制在最高不超过1500石，这多少也让失势者心里得以宽慰。
这样，明治维新时期的权力交接得以“斗而不破”：旧势力并未负隅死斗，新势力也并未追究到底[3]。虽然当时先后发生了大村益次郎（1869）、广泽真臣（1871）、大久保利通（1878）、森有礼（1889）等遭遇政治暗杀的事件，但这些大多是个人犯罪[4]，而不是像民国初年刺杀陶成章、宋教仁那样出于政治斗争目的采取的手段。
不错，萨摩、长州等藩出身者是占据了权力中枢，但他们也注重建立一个“四民平等”的新型国家秩序，在此基础上展开“众议”，让各派力量（尤其是旧大名、旧武士等传统精英）都有参政的机会。新政府急需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虽然对戊辰战争中支持幕府一方的东北各藩出身者有歧视，但正如三谷博注意到的，“并非其他人都没有机会走上仕途，求贤若渴的明治政府甚至从旧幕臣中选拔人才，新政府成立之后立即设立‘征士’制度，即便没有参加王政复古政变的藩也有公平接受选拔的机会。”像后藤新平这样出身东北者同样能一路爬升到政府高层。《黄昏清兵卫》里说到原本反对新政府的海坂藩（现实中的庄内藩）武士后来都“飞黄腾达”，这并不只是戏说。
美国社会学家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曾在其名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中提出，近代早期欧洲各国的经济转型，最终都取决于其内部的“精英斗争”，这些不同利益的精英一旦行动起来，就可能触发一系列事先无法预见的社会变化。这一点也适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尤其是当时的局势可说完全取决于精英内部的斗争。福泽谕吉曾说：“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人民只是袖手旁观。”
这样的结果是很小的一群精英就决定了全国的命运，冲突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双方也易于达成妥协。堺屋太一在《何谓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历来的传统就避免那种整体动员性质的殊死搏斗：“即使在16世纪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战争也只是围绕支配土地和居民的上层阶级的权力斗争，失败的君主和几个忠臣剖腹自杀就一切都结束了，几乎没有全部杀死居民的事例。”正是这些，使得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很小的代价就顺利完成了对其它很多国家而言极其艰难的转变。
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
妥协：好事还是坏事
1875年，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曾这样赞许西方的政治：“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相互对立，互不协调。……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
他这么说的时候，无疑也想到了日本。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日本文明》一书中，注意到明治维新中“并没有像在欧洲、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那样产生普遍主义的、超验的传教思想或任何阶级意识的思想成分”，因此很少有不可妥协的原则，不仅如此，日本思想与中国或西方相比，很少存在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体获得联合、调和、融合及重叠”。
中国文化虽然也有强调“和”的倾向，但又向来主张“天无二日”，没有日本政治中天皇与将军那样的分权结构，因而中国历来的权力斗争总要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告终。
毫无疑问，日本政治中这种分权、妥协的倾向避免了全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如果按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革命史视角出发所说的，又是“不彻底的”。政治精英享受垄断式的统治权力，1887年日本直选法所界定有选举权者仅占人口的1%，这样最终造成了一个官僚寡头精英掌权、本质上无须与其他力量分享权力也能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如此，政治上层之间的妥协有时还导致决策失灵，因为日本当时那部模棱两可的宪法没有给予首相“罢免其他大臣的权力”（可以催促其自动辞职，但是不能强制炒鱿鱼），结果为了取得意见一致，后来就不得不迁就胡搅蛮缠的军部等势力。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值得深思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过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但结果却往往很糟，最终还是走向对决。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双方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移交：清帝逊位，袁世凯通电支持共和，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人继续作权力斗争，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这正是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说到的悲剧：中国传统上“缺少妥协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因此和平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极少，当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是用武力解决”，因为人们发现除武力之外，别无他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不仅如此，当时的新旧两派也缺乏基本共识，分歧并不只在“利益如何分配”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层面，还涉及到原则问题，最终发展为不可妥协的意识形态之争。当时很多人的感受，正如五四时期李大钊所说的有一种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