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一大亮点是士大夫的气节品质，明朝的历代文官中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硬怼皇帝。治国能臣辈出，比如张居正“撕”高拱，别管彼此有多大仇，在朝廷大事上也绝不互相拆台。但到了晚明，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其表现却呈断崖式下跌。
细看其中缘由，一点也不奇怪。明朝士大夫的加速度堕落，首先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嘉靖年间，某文学家回忆：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向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不过中等级别。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的刚正表现正是以这清廉自守的信仰为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大变。张居正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货财上流——凡事基本就是以金钱开路。
于是，士大夫在朝堂上互相拆台搞党争，嘴上喊着江山社稷，心里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明朝官场的饭局：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一座小型的城堡”。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所以，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士大夫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化作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明朝士大夫堕落的更致命的方式，就是殘酷的逆淘汰。逆淘汰的典型方式是党争。万历皇帝的怠政让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成了过场。官员晋升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朝廷越是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李自成率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哪肯吃亏，回骂山西籍官员“通贼”。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里，这样的骂战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站队博名声重要。
比如崇祯年间，山阳县（今属陕西商洛）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皇帝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不顾国家危亡，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得为官清廉的陈启新被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最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朝堂劣币驱逐良币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皇帝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令明朝亡国的，正是大明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