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英国陆军少校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戈登统帅的“常胜军”合作得不错，虽小有不快，大的方面则配合默契，李鸿章还奏请朝廷，授戈登以中国总兵。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陆续攻下了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处。1863年11月中旬，以三路大军围攻苏州。
然而，由于苏州太平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拼命死守，淮军与常胜军连日苦战，久攻不下，死伤甚众。为避免更大的伤亡，遂决定以策反的方式，从太平军内部寻找突破口。这时，困守于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以及“四大天将”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而纳王郜永宽已有投降之意，他的副将郑国魁原与淮军将领程学启（程本是太平军降将）相识，于是，通过郑国魁与程学启秘密联络，戈登与程学启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与郜永宽面订降约。双方约定，郜杀谭绍光并献苏州城降清，而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许以郜本人二品顶戴。“学启立誓，戈登证之”。[22]
12月4日，谭绍光召集诸将在慕王府商议防务，郜永宽乘机让天将汪有为刺杀谭绍光，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打开城门，归降清廷。第二天，郜永宽等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程学启入城受降。至此，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有些不妙，据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的记述：“当时此八将（指上述四王四天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xiang）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pian）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23]《李鸿章年（日）谱》的记载与梁启超的记述大体相同，也提到程学启担心“太平军过多，恐尾大不掉 ，定计召郜云官（永宽字）汪有为等八人来议事因设伏杀之”，最后还特别指出，“鸿章初不肯，学启以去就力争”，[24]似乎杀降主要是程的主张，意在为李鸿章开脱。
但戈登以为，李鸿章既为清军统帅，就该为杀降一事负责。所以，当他听说郜永宽等都已被杀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提着短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他以偿其罪，甚至宣布“常胜军”不再受李鸿章节制，并准备攻打淮军。
据说李鸿章躲在外面，不敢回营，还请了英国医生马加尼为他说情。而戈登始终不能原谅李鸿章，他还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事后，清政府褒奖“常胜军”，奖励戈登白银一万两，被他公开拒绝了，他还拒绝了李鸿章先前应允的犒赏金七万元洋银。多年后，李鸿章到欧洲诸国考察，在英国期间，他专程到戈登塑像和墓地前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意，此举赢得英国朝野的好评。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则不得而知。
此事在梁启超看来却是不可原谅的，他指出：“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zi）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25]
梁启超的批评指出了李鸿章性情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实际利益大于义理道德、行为准则。有人曾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说曾做事讲应不应该，而李做事考虑的是能与不能。二人的区别就在于，曾是理学家，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儒家的义理名节，绝不苟且；而李是实干家，做事不得不考虑可能性，有时或委曲求全，或权衡利弊，或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总之是要讲谋略，讲进退，讲权变，讲时机，而不拘泥于名教、义理、道德、原则。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有所表示：“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绕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之如何。”[26]痞子手段不就是流氓手段吗？正人君子如曾国藩是不肯为的，而李鸿章却没有这么多的忌讳。
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
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一直是以“诚信”要求他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谈起曾国藩对他的教诲，说是与洋人打交道，关键在一个“诚”字。而他此次苏州杀降，很明显是对“诚”字的违背，而曾国藩的态度却非常的耐人寻味。据说，那天“曾国藩在安庆闻苏州受降，初大喜，继愁绝，幕僚问故，不答。既而得杀降报，乃叹然称道‘言鸿章眼明手辣’”。[27]
曾国藩的心态在这里似乎表现出好几个层次，既有以较少代价取得苏州的欣喜，也有对大量降军的担忧，还有如何处理这些降军的为难。李鸿章杀降，解决了这道难题。虽然有些遗憾，但他还是有了一种释怀的感觉。这里似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或如梁启超所言，杀降背公理，而这个“公理”恐怕还不是曾、李二人所能认可的。在他们的思想理念中，人还不是普世价值中的人。故杀降一事，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安全、稳定，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杀降之事，而投降之后再次作乱的例子，更近在眼前，教训是深刻的，因而曾国藩闻降军如此众多而“愁绝”。只是“负约食言”或有悖于他所信仰的“诚”字，故而还有一“叹”。
李鸿章在上海经营数年，得到两笔遗产，一曰军事，一曰洋务。前者，他被认为懂军事，能打仗。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仅用一年时间，他又率领淮军平定了让许多著名将领束手无策的捻乱。梁启超说：“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nü）。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而已。其平吴也，又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掣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