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后者，又不仅仅说他懂洋务，知洋人，善与洋人打交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外交，几乎都有李鸿章的参与；同时还要看到，他对西洋国家以及西方文明的见识，也在绝大多数士大夫之上。前述他给总理衙门的那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据。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他认为，这篇文章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李鸿章的先知先觉：“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29]
总之，军事与洋务，奠定了李鸿章一生事业的根基，他的荣耀与悲剧，也植根于此。他以毕生精力倾注全副精神于海陆军的经营，他所办洋务，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铁路、设矿局、开工厂，以及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的设置，包括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派学生外国游学，目的大都是为强军。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北洋海军和淮军都有了一定规模，甚至有资料显示，中国海军在世界海军中排名第八位，高于日本海军的第十一位，但是，1894年的清日战争，清军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都被日军轻而易举所击溃，屡战屡败，兵败如山倒，李鸿章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不可收拾。军事的失败，直接造成了外交的困难，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如果说，平定太平天国是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的源头，那么，清日战争就是他失意之历史的开始。从得意到失意，其中的缘故，或“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30]
具体说来，前面一半是外因，后面一半即内因。所谓外因，也就是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环境。梁启超所以“悲李鸿章之遇”，就是看到了他的境遇不佳：“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31]作为清王朝的首席外交官，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中，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命运肯定是悲剧性的。特别当城下之盟，当事人的外交手段再高明，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外交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32]这个“国势”，就涉及李鸿章所处的社会环境。李鸿章是主张改革的，虽然他的改革诉求还很有限，尽管如此，每当有效法西方的新的建议提出来，都会遭到一般士大夫的激烈反对，而且，他们的理由往往又是观念的而非现实的。这些不顾实际的争吵往往会影响朝廷决策，阻碍建议实施，甚至将已经上马的事情搅黄。从买船、造船、开矿、建厂，到修铁路、办邮政，乃至派学生出国留学，没有哪一件事不是费尽苦心，慢慢奋斗争取到的。
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群体，整体上是守旧排外的，先知先觉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对世界都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这些人又很自大、盲目，既不知己，又不知彼，遇事很容易做英雄状而轻举妄动。
1894年，甲午清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许多人都归咎于李鸿章，责李罪李，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这种指责是很不公允的。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他列举了战前战后在外交、军事、人事、指挥等方面处理不善，以致失误、失当者凡十二处，认为是李鸿章应该负责的。但他又说，更不能容忍的，却是“盈廷虚骄之气”，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和“虚骄嚣张之徒”，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利器”。
他进一步指出：“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33]为什么呢？即文明愈进步，则国势愈强；而拒绝文明，固守愚昧者，国势必弱。强胜于弱，优胜劣败，乃世界之公例。因此，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责备李鸿章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本人并非没有问题。梁启超说“鸿章之自取者半”，就是看到了他的缺陷。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用人失当是一方面，“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fen）事，贻误大局”。[34]从另一角度说，李鸿章用人，比较重视才干，和曾国藩、张之洞的部下比起来，他罗致的人在才智方面或更胜一筹，他们无论是任幕职的还是补实缺的，多数都能不辱使命。但相比曾氏部下多为尚简朴，好读书的君子；张之洞的部下，也极少贪婪聚敛之徒；那么，李鸿章的手下显然就多了一些奢靡放纵之辈，有人则因沉溺声色而闻名。
有人认为，李鸿章可能正是要以牟取私利的机会为诱饵，吸引人才为自己效力的。而且，李鸿章本人就有这样的“惯例”。当年太平军围攻上海，米价暴涨，每石高达银五两。淮军和“常胜军”占领苏州后，收缴了大批太平军所存大米，李鸿章以为机会难得，竟以每石银三两的价格将这些大米全部买下，运到上海卖高价，他和淮军将领因此而致富。他办的许多洋务企业，对国家也没有太多的助益，倒是他自己以及与他一起办企业的人，赚得盆满钵满。由此看来，说李鸿章导致淮军腐败，并不冤枉他。而腐败，正是淮军与北洋水师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有句名言，今日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但处于大变局中的他，似乎并不能一变到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顾忌的。所以梁启超说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zhi）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35]他希望李鸿章“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36]然而，李鸿章未能利用他的这种优势，这是梁启超为他可惜的。但也应该看到，这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