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概都听说过“田忌赛马”的故事：战国初年，齐国贵族田忌与齐威王赛马，按通常的规则出牌，结果上、中、下驷三轮均告负；此时孙膑给他出主意，不需要更换马匹，只须变换出战顺序，以下驷对齐王上驷，上驷对齐王中驷，中驷对齐王下驷，最终果然以二胜一负获胜。
这常被誉为高明的统筹方法，或是利用惯性思维的创举，但在近些年，渐渐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这不是“大智慧”，而是破坏游戏规则的卑劣之举，根本就不应该纳入小学教材中，教坏孩子心智，因为它告诉人们的是“遵守规则将失败，破坏规则却可以出奇制胜”，这个故事的本质是机会主义。
且不论对错，这种声音本身就体现出中国社会日益上涨的规则意识，以及对不守规则的愤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我们这个一切事务都泛道德化的社会中，是否“守规则”也无形中被纳入道德框架下得以审视，不守规则首先被视为是道德上“无耻”的行为。
规则，谁的规则？
那么，如果田忌守规则，结果会是怎样？很显然，他极有可能永远也赢不了齐王，因为齐王作为国君，在三个级别上都能置备更好的赛马。也就是说，这一规则本身有利于强势一方，而弱势者要么通过超强度的努力获得奇迹般的胜利，要么就得另辟蹊径才能出奇制胜。反过来说，如果遵守规则，那意味着凭实力取胜，这就和“智谋”没关系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田忌赛马是一种弱者的智谋。由于参加游戏的人，都很清楚彼此不是这场游戏中平等博弈的个体，弱者既没办法参与制定规则，也没办法改变或推翻规则，他如果还想获胜，唯一的办法就是灵活利用规则的漏洞，而不是遵守规则。在这种博弈下所理解的“智谋”，并不是平常所说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一种权谋。汉语中所说的“斗智斗勇”，就隐含着“在现有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尽量利用规则”这一层意味，所谓“斗而不破”。其结果，往往是在表面上不破坏规则的情况下，暗地里腐蚀、破坏了规则，使之不再有效。
在西方历史上，有很多“明知会输还要守规则”的事例，这在战争史上尤为常见。1745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丰特努瓦战役中，英法两军对阵，相距仅50米，英国近卫步兵第1团指挥官查尔斯·海伊男爵明知敌方第一波火力是最密集、最致命的，仍然依据“绅士不开第一枪”的原则，走出队列，向法军指挥官脱帽致礼，请求对方先射击；法军指挥官感觉受到冒犯，回应说他们从不先开火。彼此谦让中，法军阵营有人先开了一枪，结果一轮射击下来，英军50名军官和864名士兵当场阵亡，法军大胜，一度征服佛兰德斯。
这样的事，在中国早已被鄙弃。谨守交战规则，“不击敌中流”的所谓“宋襄公之仁”被嗤笑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很难理解为何明明吃亏还不先下手为强，而孙膑所处的战国初期正是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
当然，即便在西方，这些也已成往事，《从投石索到无人机：战争推动历史》一书在提到丰特努瓦战役时说：“只有在铁一般的军纪的约束下，才有可能发生如此奇事，骑士准则明显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了。”也就是说，“规则”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规则也需要适时调整，因为一方明显不利的规则是很难指望人们遵守下去的——遵守的约束力，不论是军纪、法律还是道德，说到底也有一定的条件与限度，只有在对所有人都公平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稳定自发的认同，否则势必难以为继。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发现近几十年又是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自1960年代以来，一系列解放运动促使个体摆脱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束缚，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往往打着“无拘无束”的旗号，极大地激发了个人自尊及其潜能，但人们很快又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他不愧为敏锐的思想家，随后就发问：“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抛开道德谴责不说，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守规则时，通常有三种应对之道：
1）修改规则，使之更吻合现实，或实现双方互利平等的竞争；
2）充分权衡考虑各方利益，让弱势者也能参与规则的制定，使他们也有主动遵守规则的动力；
3）强化规则的执行。
然而，在现实中很有可能出现的却是另一些状况：
1）坚持规则不变通，结果是在这一规则之下你完全没有翻身的可能，强者还强调逆来顺受是你获得幸福的唯一出路；
2）弱者被排除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之外，甚至当他们通过遵守规则获胜时，发现规则又变了，新规则仍然对自己不利；
3）规则执行不到位，不遵守的人得利，遵守的人甚至没活路，而规则的制定者却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其结果是最终遵守的人也“逼上梁山”，开始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