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对日本投射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是阿登战役的激战。那场战役，数万盟军牺牲，并带来了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计，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种言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人数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言论的荒谬吗？好像这些美国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认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日本并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磺岛的进攻中，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美军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数以万计的美军焦急地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拖延。
而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了些什么。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不明白日本需要道歉的原因了。
与德国人认罪的态度不同，日本人坚持认为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所迫。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可以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时刻铭记历史，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扬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列表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但国务卿史迪文森还是把它从目标列表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我们并没有那样做，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军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军这样克制。我认为日军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