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睡了有几个小时，被香槟酒和无声电影搞得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卫生间。我身后第二个座位上躺着那位有11件行李的荷兰老太太，睡态丑陋。在过道中间地上，躺着她拴有彩色链子的老花镜，我没有去给她捡起来，而是欣赏了一会儿这幅画面。
我先前香槟酒喝得有些过量，睡了一觉好多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吃惊：卑鄙而又丑陋。这才发现那些因为爱情的贪杯真是可怕。突然飞机开始颠簸，又尽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飞行着。机舱灯亮了，工作人员让乘客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来，幻想着只有上帝的晃动才能唤醒那美人，而她应该扎进我的怀抱里来逃避这恐怖。匆忙中我差点踩了荷兰老太太的眼镜，但我还是走回去，拾起眼镜，给她放到怀里，我该感谢她没有在我前面选我所在的座位。
美人睡得真沉，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在玫瑰花丛中醒来。她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她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衣服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