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炎热的夜晚，大家就渡到喀山河以是去，坐在小树林间，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倾诉心事。主题多是困苦的生活，奇闻怪事，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女人。很奇怪，每当他们谈论女人，就充满了怨恨和忧伤，像闯入一个满是蛇蝎的黑暗角落。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泣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龙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轮船蹼轮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轰响。水手们在船上“狼嚎鬼叫”，一些人用锤子敲出船板拉长声唱着凄厉的歌，他们有用歌声排遗心中的忧伤，这歌声又给人们平添了一份哀伤。
最忧伤的还是听他们诉说心事，如何应对艰辛的生活，他们各谈各的，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他们或坐或躺，抽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洒引发出许多难忘的往事。
“嗯，我曾碰见过这样一件事，”夜色中伏在地上的一个说道。
故事结束，大家认为：
“司空见惯，——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的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丧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新鲜的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和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当然，我还是喜欢他俩儿的。依我现在的生活历程看，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步他们的后尘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使我与他们更加接近了。有时我国为挨饿、苦闷，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私有制的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悖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有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书中所描写的的某种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前和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了我崭新的印象。叶甫里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常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迷住了。
他相貌平平，皮肤略黑，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雀斑，匀匀实实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他是喜气洋洋，玩儿起来机智，讲话幽默俏皮。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度日。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锐，美于鉴赏音乐，他自己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深究了。相当穷，一身挂补钉的衣服配上漏洞皮靴，这身装束倒是和他豪放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相融。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鲜、惬意，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般跳来跳去。
他知道了我生活艰难，没有依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怪异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装满了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尽端的窗户旁有一张果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的衣服几乎不能遮着，从衣服的残破处可以看到他青乎乎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十分吓人。
他好像以吃指甲生，手指头都被人也咬破了。他没黑夜没白天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时传出吭吭吭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怜悯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杀、砂糖在他们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们一古脑儿地搬回自己房里，还一面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没给他送的吃的，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面包。”
靠别人的怜悯度日并不能改变他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的高傲神气，有时会有一小罗锅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拐着一条腿，肥笨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花白头发，清教徒似的冷漠的黄脸皮上着狡诈的笑容。他每次来后，就紧闭房门呆上数个小时，没有动静。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听我说，这分明是监狱。必何，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甸相当难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怒不可遏了：“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气鼓鼓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宽大目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沙哑的喉咙里吐出：“欧几里得是个傻冒。地地道道的大傻冒，……我敢断定，希腊人绝不如上帝聪明。”
随后，他用力关上房门，屋里什么东西哐啷一下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惜壮不酬身先死了。
普列特涅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工资为十一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糖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