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决定了，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进入大学。
我上大学的念头是由一个各叫尼古拉·叶甫诺夫的中学生引起的。他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甫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他蛮帅气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即使一只小家名义，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呢。但叶甫里诺夫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面需要的正是我这种人。当然了，也必不可少地讲述了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大约五年的时间，我就是“文化人”了。听他讲的多么轻而易举，这也难怪，毕竟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又怀有一份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返回家乡。又过了两个星期，我随后而至，临行前。外祖母一再叮嘱说：“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老是发脾气，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得了一个什么结果吗？可怜的老头儿，活来活去，到老成了傻子。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她抹掉皱纹密布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接着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疯了心的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我将不久于人世了。……”近几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好心肠的老人，几乎不怎么和她见面，当我想到这个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真的要弃我而去时，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
我一直站在船尾向外祖母张望，她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她的眼，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爱的眼睛。
打那以后，我就来到这座有一半鞑靼人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寂寞地栖身于一条僻街尽端上岗上的平房间里。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一大堆倒塌的建筑废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地洞，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就葬身于此了。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里夫的家由妈妈和两个儿子组成，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无血色的寡妇，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就眉头紧锁，发一顿愁，她在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把自己排除在外，即使如此，怎样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籍着温顺而倔强的精神，她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生活这辆车她已无法驾驭了，仍然免为其难地拼命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悄声问我：“您来这儿干什么？”
“念书上大学。”
只见她眉毛一挑，喀头一蹙，原来手被切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到椅子里，随即又蹦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地说：
“您削土豆倒挺水平的。”
这算得了什么。雕虫小技。我顺嘴儿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历史。她接着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因为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与嘲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嚷着：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正好古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晕晕乎乎，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和平常一样一兴高采烈。
“我说妈妈。要是吃顿肉馅饺子多好哇。”
“那好吧。”她应道。
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艺的好进机，我赶紧接过话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瘦太少了。
这下可坏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动怒了，她数落得我面红耳赤，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转身离去了。尼古拉向我使着眼色说：“生气啦。……”他坐在凳子上接着对我说：女人比男人爱生气，这是与生俱来的。关于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做过探讨。
尼古拉特愿意教育我，凡遇恰当时机，则对我谆谆教诲，我呢，每次都是如饥似渴听训诫，后来，听来听去，我居然把弗克、拉劳士弗构和拉劳士查克里混为一谈了，还有我怎么也分不清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攀登了拉法杰的头？尼古拉一门心思要教育主要原因：他浮华。轻佻，自私的都市青年作风。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熟视无睹，他弟弟是一个抑郁呆板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艰辛更没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