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是碾米坊。
有时是木材厂。
有时是宽敞的晒谷场。
晒谷场上的机会很少。一般只有老人大寿，孝顺儿女包一场电影，放给全村人看，这才会摆出来，在晒谷场上公然放映。鞭炮声召唤远近的人们前来。放的电影喜气洋洋，其中必有一场是越剧《五女拜寿》。另外一场好看得多，很可能会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喜欢的武打片。幕布的两边都会坐满人。在山村幽蓝的夜空下，当剧中人举起手枪射击，靠山边的人看见他是右手举枪，而靠河岸的人则看见主人公是一个左撇子。
碾米坊也不是常态。只有当木材厂堆满了木头，放电影活动实在无法开展之时，碾米坊才会被考虑启用。碾米坊内四壁皆是尘灰，有人走动时，震动起的尘埃是米糠碎末的气息。但是碾米坊至少有门，可以方便把控，只有买了票的人才被允许进入。碾米坊实在狭小，很大一块地方让给了老旧的碾米机。碾米机靠河岸下的水流冲刷，来带动机械部件吱吱呀呀地旋转。在电影人物悠闲地走动，或是艰辛地思考之时，碾米机就会不失时机地吱吱呀呀起来，为剧情配上合适的音乐。
最好的场地是木材厂。
木材厂宽敞，也有门。窗子高而窄小，试图逃票的人完全爬不进去。在没有伐木计划的时候，这是最适合放电影的地方。
一排排的长条椅子就靠在墙边。有的条椅腿断了，随便找一块木头钉起来，跟原来的一样结实。人们一排排地坐在这样的条椅上，整整齐齐。电影一开始，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人们专心于别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记得那部叫《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台湾彩色故事片，让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在一排排的长条椅上流眼泪，甚至有人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在闪烁的光柱里，我看见放电影的人也哭了，力大如牛能扛两百斤木头的二舅公也抽抽噎噎。我也哭了，但我努力遮掩，生怕被别人看见或听见。
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那场电影在村里一连放了一个星期。
有人连续流了七天眼泪，因而心满意足。
我已经忘了放电影的人是谁，面孔如何。我甚至忘了看过哪些电影，也忘了电影的票价是多少。那时候我只有十多岁，还在上小学。我的暑假都在山里的外婆家度过。我只记得一个又一个山村的夜晚，我被小舅、表哥、表姐领着，沿河走三四里的土路，去另一个村庄看电影。
那时外婆家条件并不好，舅舅和表哥们也难得有什么零花钱，哪有钱经常看电影呢。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候，山里的人们，经济状况都差不多。每场都有那么多的观众，想来电影票的价钱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晚饭后，人们隔着河岸相互呼喊对方的名字。“吃饱了吗？吃饱了就走哇，电影要开场喽。”“你再等等。”“不等了，我前头走，你后脚来。”
河里的水，是高山上淌下来的溪涧水，一路呢呢喃喃。河岸上的人在走，要去三四里地外的木材厂看电影。今夜放的是什么电影，他们早已知晓。头天电影散场的时候，木材厂墙外边就会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彩色宽银幕武打故事片。
这激动人心的字句，要在人们的心头记挂一整夜，又一整天。现在，还要记挂一路。这样的字句，就像现在的人们看到的3D效果一样，不，比3D效果更富有想象力和冲击力，一路撩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心弦。
我跟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后面，走着山路去看电影。
山村的夜晚，有月亮的时候很亮，没月亮的时候就很黑。
我有四五个舅舅，最小的舅舅当时才十六七岁，白天经常上山砍柴。
他会把松明留下来，晒干。去看电影的路上，他在裤兜里揣一块松明。
什么是松明？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燃以照明，叫松明。
晒干的松明最宜于在很黑的夜晚使用，照亮我们去看电影的路。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天色尚早，朦朦胧胧。对山里人来说，完全用不着任何照明设备，他们的眼睛如夜鹰，熟悉大山的每一处犄角旮旯。松明只在回家时用。
回来时路更黑。小舅会燃起那块松明，举着它，把我们一路带回家中。在石蛙的鸣叫里，在一连串的犬吠声中，那块燃着的松明，会让我们仍然沉浸在摇曳的故事当中，一路都无法自拔。
小山村的每一个夜晚，都那样令人期待。
在日常艰辛的劳作之外，在上山砍柴、下地劳作、入林伐木及各种各样的挥汗如雨、筋疲力尽之后，小舅舅和表哥们，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仍然充满力量地行走在山村的小道上。
去晒谷场、去碾米坊，更多的时候，是去木材厂。
我十岁还是十一岁的一个夏夜，在去木材厂的路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从朦胧的河岸上摔了下去，至今我的右额仍留有一个半指长的疤痕。
它与电影有关，与文艺有关。因此它虽然很难看，但我并不讳言，也从不曾想刻意遮掩。
那个夜晚，小舅舅和表哥们把我从乱石河岸边捞上来，找了一块手帕简单包扎，然后我们便继续前行，去往木材厂。我顽强地看完了那场电影。
我的额头至少包扎了一个月之久。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但肯定磕伤了颅骨。整个过程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只是将各种草药混合研碎包裹在手帕里，捆扎在伤口上。一个月之后，我的伤口成功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