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水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冰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从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通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无政府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台北火车站。一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300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任？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子，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被人潮淹没。
5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花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瘦得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据估计这次水灾中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一面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拈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过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元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我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端起半杯已凉的咖啡，我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动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后，它就改变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了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打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还是屠杀、是拥体制还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商业包装的物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反感了。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国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尔德族的确在遭受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埃塞俄比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气式飞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画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树枝丫上一片粉白的花，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太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她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钱……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500马克，汇入救济苏联人过冬的特别账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会囤积40公斤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40公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结了薄冰的小路去汇500马克……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