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伯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让放进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艺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莱戈也蛮好。你看呢，莱戈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恋歌。仪表板堆满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
“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10年15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已死有10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德阿兹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此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收的永远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散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尼翁人打开洞门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暴露。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若仔细检查，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统统扔掉，剩下来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膏毛巾洗头剂基本剩在那里，淋浴也没有问题。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这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看着她的果*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险些忘记她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体形不差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差。”
“使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11点半。剩余时间仅有24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最后24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然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在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