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
下 跪
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势，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跪拜礼，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是一个灵魂永不屈服的人。
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令人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原因。
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刻进了他的脑海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数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同静安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众人在陈寅恪头颅叩地之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
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最好的委托人，也是能够理解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催生之人。
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
陈寅恪教授的一个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影响他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
跪 拜
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
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邀请，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下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
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但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系主任刘节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然后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
在刘节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他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
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下跪、磕头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唯一标志，在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仿佛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
就在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表达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刘节教授说，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深刻的思想精髓，必定在文字的深处。下跪，磕头，站立，鞠躬，已经不再常见，但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比握手高贵。（苏 童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书生的骨头》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