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他们三个人天各一方。金某在内战的大混乱中，不得不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去了台湾，而新婚不久的洪卓如则被永远遗弃在大陆。
舅舅晚年大部分时间在重庆度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长驻北京。偶尔回重庆，仍然住在舅舅家。那时的舅舅老了，耳朵基本失聪，关节炎也日益严重，枯瘦如柴。他每天坐在桌子边上抽叶子烟，什么话也不说。他觉得一旦说话，别人就得回答他，而他又听不见，徒增烦恼，不如沉默算了。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沓纸。他会指着纸对来的人讲：“要说什么，写下来吧。”他的屋子里光线越来越暗，东西越来越旧。咳嗽声、吐痰声和叶子烟味到处弥漫。所有的柜子、镜子与抽屉都好像是来自一个陌生的旧时代，腐朽而阴郁。他在不断地写信，给浙江老家的亲戚或给卓如，但给卓如的信他从来不敢寄。
唯一不变的是舅舅的习惯：每天早晨必梳头，屋子里窗明几净。
1993年“汪辜会谈”之后，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夏天，我因拍纪录片到重庆，做了一集叫《余党》的片子。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舅舅。不久之后，该片在台湾播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一天，我舅舅忽然接到在台湾的金某的来信，信上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们都看见了！没想到40多年后，我们居然还能见面。”
金某这时已是台湾的退休高官。他们约好秋天在浙江聚会。
1993年秋天的浙江之行，是我舅舅一生最后的快乐时光。他去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身白色西服，以至于家乡人以为他才是从台湾回来的。
当然，我舅舅最想回去看的一个人是洪卓如。
大家都43年没见了。金某在台也再婚多年，卓如也再婚了。只有我舅舅一生独身。而洪卓如呢，她竟然一直居住在洪家的花信楼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工人，过起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家闺秀内心的苦楚。
大家很想见面，而真见面了，却忽然又不知该说什么了。那一年，故乡的人看见我舅舅和金某忽然都回来了，好像看见了两个过去的幽灵，两个外星人，或两团岁月的旧火。
卓如早已人老珠黄，大家变得陌生了。
金某回台湾后，又过了两年，我舅舅说要回浙江等死。
他最后生活的屋子几乎像一个寒风中显得阴森凄冷的山洞。一生的失败与寂寞此时全部变成了对肉体的折磨，噬咬着他的骨、肉、筋、血。只有偶尔晚霞的光辉，会从那窗口的破洞照射进去，温暖一下他冰冷的身心。
我母亲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大小便都已经失禁了。他整天坐在一张破旧的榻椅上，奄奄一息，沉默寡言。若说话，则讽刺所有人，包括正在服侍他的我母亲，直到最后他离开。舅舅死之前，让我母亲把所有关于卓如的照片、信件和纪念物品等，都给卓如还回去。而当卓如再次看到我舅舅过了几十年又还回来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时，不禁大恸。她说：“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能留下。我太对不起他了。”
舅舅在回浙江之前，把自己抗战以前的照片全拿出来撕掉、烧掉，但是有一两张照片，我舅舅死活就没烧，那就是洪卓如的照片。
他不但没烧照片，还继续给卓如写信。有时到了中秋，他就干脆把写信的纸剪成一个圆，贴在窗玻璃上，代替月亮。
据记载，洪炳文在1918年，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月球游》。
他可能是第一个幻想登月飞船的中国文人。他期待的似乎是赛先生式的月亮家园。
如果说，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作为一个中国旧式文人，其在科幻小说中对月亮这一传统中国诗文的典型意象，做出了脱离古诗与戏剧而走向新时代的西方科学理想的创举，那么我舅舅贴在窗户上的纸月亮，则是一个中国人对家族与爱人必将团圆的情感理想。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祠堂边上，甚至说着同一种方言。所不同的是，洪炳文把漫游月亮的幻想写在了纸上，而我舅舅则直接把写字的纸贴在了窗户上、天上。他们都拥有各自的“纸月亮”。而那被淹没在历史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卓如，则夹在这两种秘密的纸月亮之间，犹如飞过民国记忆的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