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比如一回那桐赴庆和堂给同僚志小岩做寿，“呼林桂生、小金弹琵琶唱《玉堂春》，苏曲绝佳。小金复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桐对于戏曲，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做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
同时，袁还从那桐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结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四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且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后”锐气十足需磨炼，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袁世凯蛰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职，善耆难获重用，铁良屈就闲差……朝堂之上，放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亲贵见用、贤才见弃，一旦有变，朝廷自然遭遇无人能信、无人可用之尴尬。
那桐身处此危局中，除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便是与徐世昌谋划袁世凯出山事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据城戕官，鄂都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待袁世凯甫一回京，那桐当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见。此后，袁、徐二人与那桐之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九月廿六日袁总理组织内阁成立，由袁总理召见，署名矣。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过从频繁，定是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这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桐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醒，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通览这百万余言，人们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