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半辈子共当了12年的总督。两江总督先后共当了10年，直隶总督两年，按照张宏杰的计算，这些年的总督生涯，他基本可以收入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万两，只为上述数字的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是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的。当然，最后这1.8万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因此严格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都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没必要穿那么好。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亲自动手，自产自用。
当年他的夫人在老家一听说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于是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物。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他因为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就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中国传统小人的行为作风也完全不一样。典型的小人作风是律己宽、待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待人宽。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他了，给他置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就好了。
这就是给对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去。
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员猛将。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16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他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他没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他只是将鲍超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中国首位留美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万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中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被调到直隶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别不收，但也别多收，只收20两银子左右的礼物就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让他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