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问题上，我成了严格的掌权者。我觉得：第一，父母必须尽早干预;第二，父母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不要破例留情，这会是致命的;第三，父母必须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我们请了一个家庭顾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了克罗姆家的规则。孩子们很清楚家里的规则，不会对此发牢骚。”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勒对克罗姆一家的做法表示赞同，多年来她一直在警告我们，手机和数字化将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的影响。
特克勒发现，在表面波澜不惊的生活下，潜藏着一股巨大的暗流，它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哪怕表面上恰恰相反。对于青少年一边编写短信息，一边和谈话对象保持眼神交流的新技能，特克勒持批判态度，因为这是在假装专注和关心。她担心年青的一代会丧失同情心，因为孩子们见面更少，发短信更频繁，他们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人，并对他人的举止和表情做出恰当的反应。特克勒表示，面对面的对话是人类最富有人性的沟通途径。在谈话中，我们展现自己，认识其他人，学会如何被理解，学习接受和拒绝。而总是盯着大大小小的屏幕，对获得这样的经验毫无益处。
在线聊天提供了一种不成熟的一维联系方式。特克勒表示：短信息服务如此流行，也是因为它为沟通构建了一种新的可能，让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用真正亲近地交流——不管是空间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总是足够远，可以避免受伤;也足够近，可以有保持联系的感觉。
电子产品的诱惑可能很快就会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感觉不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权，或是被推送信息和不耐烦的朋友们所烦扰。一个16岁的汉堡姑娘这样描述这种感觉：“真正让我烦心的，是必须马上回复信息的压力。其他人可以看到你在线，如果你没有立即回复，几分钟后就会有人问你：‘你生我的气了吗？怎么不回复我？’”
研究智能手机用户在应用软件上行为方式的德国信息专家亚历山大·马克维茨称之为“数字时代的集体崩溃”。马克维茨相信，持续被外界信息打断思路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和专注力。很多手机应用软件利用神经活动的规律，促进幸福激素多巴胺的释放，让我们一再拿起手机。马克维茨说，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严重依赖手机，甚至出现了行为障碍。
而来自乌尔姆的脑研究学者、成功的作家曼弗雷德·施皮策尔对此发表了最尖锐的观点。他认为电脑和手机让人愚蠢，现代人正走在“数字化痴呆症”的道路上。
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是：我们不能屈服。在手机的问题上不予管教并不是解决之道，然而德国有15%的父母却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父亲赛尔坎，34岁，手机销售员;母亲德尔雅，32岁，全职主妇;大女儿德林，9岁，上三年级;小女儿塞林，2岁，上幼儿园。
客厅里的笔记本电脑正在放一家土耳其私人频道的直播，电视播放着一部肥皂剧，2岁的塞林手上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平板电脑。Pepee是塞林能够准确发出的少数几个词语之一，那是一部土耳其动画片的名称。塞林随意在视频上点击着，点中了“5集连放”。她还不识字，但成功地点中了“播放”。
赛尔坎坐在厨房里，他面前的平板电脑显示出一家网店的页面。
9岁的德林打开了YouTube，准备看她目前最喜欢的视频。“我会从下午4点放学，一直看到上床睡觉。”她说。
母亲德尔雅说：“德林在YouTube上也能学到很多。德林3岁时就会说英语句子了，上一年级时，她的英语成绩是班上最好的。”
德林说：“假期时，我的英语越来越好。我会在YouTube上看更多视频，反复练习我听到的所有句子。这有点让老师讨厌，因为跟YouTube上的那些人相比，他们的英语说得没那么好。”
赛尔坎说：“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可笑的手机使用规则，比如无手机时间、禁网惩罚、吃饭时不准玩手机之类的。我们家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这也没什么不好。”
对于如何对待电子产品，86岁的瓦尔特·米歇尔给出了一个答案。米歇尔童年时随父母从奥地利逃往美国。他是著名心理学家，尤其因“棉花糖实验”而闻名世界。这项40多年前开展的实验，后来被重复做了多次，有很多版本。实验大体过程是：一个学龄前儿童坐在棉花糖等甜品前，一个成人告诉他，你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也可以等我再次来到房间时再吃，这样我会再给你一个。结果是，约1/3的孩子马上吃掉了棉花糖，1/3先是克制自己，但最终没忍住，还有1/3则做到了耐心等待。
在接下来一些年，米歇尔一直在观察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他确信，那些能够克制自己的人，总体而言在学校成绩更好，身材更加苗条，过着更好的生活。
控制冲动是人生成功的基本条件，能让胖者变瘦，在多年后仍然维持婚姻的完整，学业、事业都更加成功。冲动控制是完整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如走路、说话一样习得。而教会孩子自我控制、遵守纪律、坚持等品质，是父母的首要任务。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减少使用电子设备的频率，增加与其他人相处和交流的时间。知道如何掌控自我的人，才能赢回遗失的自由和独立。具体来说很简单，先把你的电子产品放到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