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物课堂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把两根萝卜条，分别浸入盛有清水和盐水的烧杯里，观察它们发生的变化。一段时间后，清水里的萝卜条依然坚挺、硬脆，而盐水中的萝卜条则慢慢皱缩、瘫软。
我们要讨论的是社会问题，所以这是个比喻。
当今各个领域的人都开始感知一个事实：在我们身边，像盐水里的萝卜条一般绵软无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慵懒，缺乏进取心和意志力，没有压力也没有雄心，不工作或对任何工作都不上心，更谈不上任何理想主义激情。这些年轻人被称为“软世代”。
那么，在当今社会，是什么构成了那一杯泡软“萝卜”的“盐水”？
“软世代”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微博上做过一次问题征集——什么是“最让人焦虑的问题”。结果发现，呼声最高的那个问题竟然是：“不想工作怎么办？”他在节目中感叹：“太不可思议了，年轻人竟然不想工作。”
另一位对“年轻人不想工作”现象发表激烈意见的公众人物是企业家董明珠。2016年年底，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董明珠有些激动地说，很多“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企业工作，而喜欢开网店，一个月赚两三千元，能生活下去就满足了，“这一代人或将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隐患”。
董明珠这番话更多地被解读为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打架”的延续，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她指出了另一个事实——为数不少的年轻人表现出没有个人发展需求的共性。
“开网店”当然也是一种工作、一种创业，但在这个“二八效应”体现得十分明显的领域里，绝大部分“创业者”最终不得不面对仅能糊口的结局，而且投入时间的拉长并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资金、经验、技能、思想和创造力的积累。
开网店只是一个例子，在各领域都存在一种工作状态，它孤立、重复，对人的提升没有要求，因而也就无法与人的发展需求对应起来。然而，许多身处其中者并没有严肃面对这个问题，偶被提醒也被视作“杞人之忧”。
轻易生存的时代
成为“软世代”，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现实提供了条件。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机器人正在取代工人成为生产车间里的主角。劳动力紧缺、生产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生产效率提升的需要，是主要原因，但企业家们可能在公共媒体上不方便诉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已很难找到合格的工人。
年輕的工人要求工作场所有空调、安装无线网络，要求管理者和颜悦色，但他们仍然会随时撂挑子。辞职早已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有些人则是周期性的，没有钱就入职，工作几个月有一点积蓄就“脱产花钱”，花完再入职；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坚持。
这些表现都让前辈们无法理解，但对“软世代”而言，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条件优渥地活着，至少是轻而易举地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先为全书的论述揭示了一个基调性的时代背景：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两百万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
他说：“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流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
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千百倍地提升，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然中获得供养。人，成为唯一一个摆脱“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这一上帝法则的物种。
“软世代”正好处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变局的衔接处，上一代为他们推开这扇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富二代”，但每一个人都属于“免于饥寒的一代”，从城市到农村，这一点没有差别。
上升的通道
生存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人们丧失奋斗动力，人们还有继续进行阶层跃升的欲望，以及物质享乐的欲望，但前提是，这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这些欲望，曾经比较容易。改革开放初期，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要实现阶层爬升，只要有足够的胆量、一定的眼光和不太坏的运气，往往就能成功。
今天中国所处的，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升级版本——资本经济时代。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一个疯狂的工具——杠杆。加入这一工具之后，财富创造的整个逻辑都被颠覆了，“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变成“对资本讲故事—获得投资—对消费者讲故事—生产产品—再融资”。
逻辑颠覆带来角色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很多时候资本决定一切，人的价值无下限地降低。原始积累过程已经不再必要，这就让勤俭失去意义；创造力很关键，但与资本相遇更关键，而能否与资本相遇，几乎与个人的胆量、勇气无关，只与人的先天身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