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是局限在自己出生的那个院子、那条小巷、那个村庄，也许这个故乡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更为抽象一点儿，关于它的文化、关于它的历史、关于它背后更大的人群，超越我们熟人关系之外的那个构成社会的人群，到底是什么样？
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起来。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行走，我现在经常讲，我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还没有出现“驴友”这个词的那个时代的驴友。那个时候，我开始在我故乡的大地上行走。我们那个地方太大了。我出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多大呢？八万多平方公里，我们一个县往往就是上万平方公里，徒步走一趟不容易。
今天有一个词叫“集体记忆”，它正在慢慢湮灭、消失。过去它是口口相传的，但是在我开始行走的那个年代，这些传说的湮灭才刚刚开始，所以我的行走恰逢其时。我就是这样不断地行走，不断地行走。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写作了，我觉得心里头好像涌动着一种用今天的话讲有点儿“高大上”的东西。
有一次我走了好多天才回去，我从身上掏出一把烟盒。一个朋友刚好看见，就问我：“你拿一堆烟盒干什么？”我说我抽的。他说：“问题是你抽完了不扔掉吗？”我說这次不一样，老子在上面写了东西。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是我登到一个山顶上后，写在香烟盒上的。我说我现在坐在群山之巅，我把头埋在双膝之间，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漫过我的脊梁。河流轰鸣，道路回转，我说现在我要独自一人，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我坐在最高峰上，我坐在一座三千多米高的雪山顶上，这些句子不是为了写诗而哼哼唧唧牙疼一样写出来的，而是坐在那样的一个山顶上写出来的。
我又写，今天我又穿过一个村庄，这是我穿过的第十二个村庄，接下来我还要穿过一百多个村庄，而所有这些栽种着玉米、小麦、苹果树、梨树的村庄，放牧着牛羊的村庄，都跟我出生的村子一模一样。有一座水磨坊，有一所小学堂。晴天的早上，小学堂的钟声叮当作响，所有这一切都跟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一模一样。所以，这些村子都是我的故乡，我不再把那个小小的村子作为我的故乡。我把青藏高原最壮丽、最漂亮的部分都看成我的故乡。直到现在，每年我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片雪域在一起，跟这儿的山峰在一起，跟这儿的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跟这儿发生过的历史与当下的生活在一起。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条途径、一个起点。
所以接下来我就开始书写故乡，开始写诗，开始写电影剧本，一直到我三十岁。三十岁之后，我写完我这辈子最后一首诗，叫作《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我说现在我看见一个诗人诞生了，他正从草原的中央向我走来，其实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把自己写得很伟大，他头戴太阳的紫金冠，风是他众多的嫔妃，他有河流般的腰肢，有小丘般的**。我觉得，今天我背负着千年的积雪，眼前无比广阔，但是我说，从此我不再轻易说话。找到了跟故乡的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开始说我要沉下心来思考。所以从1989年开始，我暂停写作。
到了1994年5月，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城，就是我家乡一个叫马尔康的地方。高原上的春天刚刚开始，我的窗外刚好是一片白桦树林，一天，那些白桦树突然开始发芽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发芽好像是一个暗示：你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是不是今天该干点儿什么了？我突然在窗户底下打开电脑，想了一下，写了一行字。我写的是“冬天下雪，画眉出来”，这就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我的小说渐渐进入高潮，然后逐渐走低，最后随着主人公的死去戛然而止。我觉得通过这本书，我好像跟我的故乡达成了某种和解，我原谅了故乡曾经有过的种种粗暴，我觉得它在慢慢改善。
我想，故乡总是比我们个人更伟大，故乡总是沉默无言。她也可能觉得，这个人曾经这么叛逆、这么想逃离故乡，今天他却用这样一本书对我表达歉意。我相信故乡也充分接纳了我。现在，我的故乡可能还在发生一些使我感到陌生、感到诧异、感到不理解的事情，我也正在用我的笔进行书写。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我们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之间，应该怎样互相尊重，怎样相处，我觉得我有责任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我的故乡还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们对于它的浪漫化的理解。浪漫化就是说，把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说得特别优美和美好，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所期待的一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想象去塑造它，去要求它。但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又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重新把握这个故乡呢？也许我们说的乡愁中的那个“愁”又出现了。既然上帝已经把我们变成可以思考的人，尤其是把我变成一个愿意不断用自己的实践、行走、写作来印证自己跟故乡之间关系的人，那么我相信，这种新的乡愁袭来也是一个命定的事情。那么我就接受它、拥抱它，而且带着这样一种乡愁，重新来书写我的故乡，表达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