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用来治理内部就需要和谐，礼用来修饰外部就需要相异；和谐就能和睦相亲，相异就能产生畏惧和敬意；和睦相亲就不会有怨恨，畏惧和敬佩就不会相争。无为而天下治理得很好，礼和乐的功效。这两者一同使用，合为一体。畏惧和敬重的心意难以表现出来，就用奉献酒食和辞让以及上下的跪拜来表现；和睦相亲的喜悦难以形容，就用诗词歌唱咏叹言语以及钟石管弦来抒发。这都是赞美人的敬意而不涉及他的财物，赞美人愉快的心情而不涉及声音。所以孔子说：“礼啊礼，难道可以用玉帛来表示吗？乐呀乐，岂有用钟鼓来表示？”这就是礼和乐的根本。所以说：“懂得礼乐本性的人就能创新，了解礼乐制度的人就能传承；创新的人称为圣，传承的人称为明。明圣就是针对创新和传承来说的。”
帝王一定要根据前代帝王的礼，遵从时代的要求加以施行，进行增删，按照百姓的思想，逐渐制作，至天下太平时就完备了。周朝借鉴夏、殷二代，礼制尤为齐全，每件事都设立制度，有偏邪就加以防止，所以称作礼节仪式有三百，礼仪细节有三千。于是教化遍及，民用和睦，不生灾害，没有祸乱，监狱空虚，这样的情况有四十多年。孔子赞美它说： “太漂亮了！我要跟随周朝。”等到周朝衰落的时候，诸侯超越法律限度，憎恶礼制损害自己利益，就删去其中的篇章及书籍。又逢秦朝毁灭学说，因此礼乐散乱流失。
汉朝建立后，开始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没有一天空闲，但仍命叔孙通制定礼仪，用来端正君臣的地位。高祖高兴地赞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任命叔孙通为常，于是礼仪法度才制定，但还没有完全齐备叔孙通就去世了。
到文帝时，贾谊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坏习俗，不讲礼义，不顾廉耻，现在更有甚者去杀害父亲兄长，盗窃的人偷走宗庙的器物，而大臣衹以文案簿书不报告政令的实行为理由，以至于风俗流行，心安而不觉得奇怪，以为本来就该这样。改变风气转换习俗，使天下人都回心转意走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办得到的。设立君主和臣子，使上下有差别，使国家制度有次序，使六亲和睦，这不是上天所行，人所设立的。人所设立的，不做就不能树立，不修明就会败坏。汉朝建立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应该制定制度，提倡礼乐，然后诸侯才能走上正轨，百姓就能简朴无华，官司逐渐消失”。于是创立了礼仪，天子感到高兴。但大臣周勃、灌婴之辈忌妒他，所以他的建议便没有被采用。
到汉武帝即位，他提拔任用才智杰出的人物，商讨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制定礼仪和衣服的颜色，用来振兴太平。正巧窦太后喜好黄帝和老子的学说，不喜欢儒学，逭件事又作罢。后来董仲舒在试卷中答道： “帝王想有所作为，应根据上天来探求他的行为。天道无边，全在于阴阳。阳是仁德，阴是刑法。天使阳常处在盛夏用来养育万物使之生长，使阴常处在隆冬并聚积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天是主张德行而不主张刑法的。阳气出现散布在上来主导一年的时序，阴气进入地下伏藏，时时出来辅佐阳气。阳气没有阴气的帮助，也不能单独形成…年的时序。帝王秉承上天的意志来行动，所以要致力于仁德教化而减少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就像阴气不能用来形成一年的时序一样。现在废弃先王的仁德教化，衹用执掌法令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要想用德行来使四海的人都受到感化，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古代的帝王没有不以政教风化为大事的，建立太学在国都来实行教导，设立庠序在小镇来进行教化。政教风化已经明确，习惯和风俗已经形成，天下就会没有一个人在监狱了。到周代末年，大行无道之事，以致失掉了天下。秦朝跟在周朝的后面，所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代到现在，不曾有用乱来增添乱，极端破坏天下像秦朝那样的。习惯风俗轻薄可恶，人民毫无畏惧。现在汉朝跟在秦朝的后面，即使想治理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法律一颁布就有狡诈的人出现，法令一下达就有欺骗发生，一年的官司就有千万数，就像用热水来止息沸腾的开水，衹会使水更沸而没有帮助。比如琴瑟不协调，厉害一点的就一定要拆散后再装上才能弹奏。处理政事而得不到实行，情况很严重的就要加以重新改变，才可以治理。因此汉得到天下以来，常想治理得很好，但到现在仍不能使凶暴的人转化为善，使他们可因此免除死刑，这是由于在应当变更教化的时候没有加以变更。古人曾说： ‘在池边羡慕鱼多，不如回去把鱼网结好。’现在掌握政权打算治理好国家有七十多年了，还不如先进行变革。变革就能治理得好国家，使国家灾害曰益减少，幸福曰益增多。”这时候，皇上正在征讨四夷，致力于武功，来不及留心礼节仪式之类的事情。
到了宣帝的时候，琅邪王吉任谏大夫，他又给皇帝上奏书道： “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并不是世代都有的，公卿等官有幸身逢其时。却没有建立万代的长远计策，帮助圣明君主达到三代那样兴盛的人。他们的任务衹是靠官署文书来判决官司听取诉讼而已，这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所在。现在庸俗的官吏所用来统治百姓的，没有可以世代通行的礼义条文，就用自己的想法去附会，各自图一时的安定。因此狡诈虚伪便萌发，刑罚没有边际，朴实日益消失，恩爱逐渐淡薄。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这不是空话。愿同大臣一起选拔儒生，继承旧时礼仪，彰明王者的制度，督促一代的百姓，达到仁爱长寿的境地，这样民俗又怎么不如成王康王？长寿又怎么不及高宗呢？”皇上没有采纳他的话，王吉就称有病而辞官。
到成帝的时候，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议者认为这很吉祥。刘向根据这个情况就劝说成帝道：“应当兴建辟雍，设立庠序，陈设礼乐，使雅颂之声盛隆，使揖让的礼仪盛行，用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还没有形成天下太平，还从没有过。有人说，礼不能都齐备。礼是以教育人为根本的，即使有过错，这些过错也还是教育人。刑罚的错误，有的就让人或死或伤。如今的刑法，不是皋陶时候的法令了，有关部门制定法令，说删就删，说增就增，衹是为了援助常世的要事。至于增设礼乐，就说不敢，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教育人。为了俎豆这样的礼器和管弦这样的乐器没有齐备，因此就绝对不去做，这是放弃没有齐备的一点小东西而结果成了大部分都不具备的局面，没有比这更亏的了：用教化和刑法相比较，刑法比较轻微，这是抛开重要的东西而去急着处理轻微的东西。况且教化是依靠它来治理国家的，刑法是用来辅助治理的。现在抛弃应该依赖的而惟独建立衹是用来起辅助作用的东西，这不是达到天下太乎的方法。从京师有违抗不孝顺的子孙到那些遭受大辟杀戮之刑的入不断，这是由于不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道理的缘故。汉朝继承了周朝千年的衰败，残暴秦朝的遗留弊端，百姓逐渐染上坏习俗，贪婪险恶，不懂道理，不告诉他们教化，衹用刑罚来约束他们，民俗始终不会改正。所以说： ‘用礼乐来引导百姓，他们就会和睦。，原先，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时，遭到齐地、鲁地读书人的非议，但最后还是成为汉朝儒生的宗师，功业流传后代，成为法典。”成帝就把刘向的话交给公卿讨论，正好刘向病逝，丞相大司空就请求皇上设立辟雍。巡视长安城的南边，确定位置的表还没有制作好，成帝就驾崩，群臣就引用这件事来为他确定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