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20年，我常常在患者及家属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予安抚，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们相互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进行调解，在他们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默默地忍受。是的，我们一直都是给予者，得到的回报就是患者及家属的一句肯定、一个微笑，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唯独在救治这个19岁彝族男孩的妻子时，我感觉自己是获益者。
患者是个极度消瘦的彝族女孩，当时是被背入病房的。我看了一下入院证，16岁，右下腹包块待诊。病人瘦弱的程度和非洲难民差不多，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60斤，近乎皮包骨头，几乎没有力气回答医生的提问。
女孩大致的病史是：慢性腹痛两个月，伴間断性发热。后来腹痛逐渐加重，人愈加消瘦，间断呕吐及停止排便，家属发现右下腹有包块。
入院时检查身体，初步诊断考虑阑尾周围脓肿、结核冷脓肿、炎症性肠病穿孔伴局部脓肿、肿瘤。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从女孩的穿戴来看，虽然算不上破破烂烂，但是也绝对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而女孩可以选择的所有治疗方案，都必须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看起来这是个比较棘手的患者，所以我必须和一线医生一起完成第一次医患沟通。
几分钟后，在一线医生身后跟进来一个男孩，身高也就一米七左右，黑黑瘦瘦的，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有着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清亮。
我有些责怪地对一线医生说：“怎么叫个小孩过来？让她家属来。”一线医生有些迟疑地说：“她没有其他家属，这是她老公。”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不知所措的男孩，问：“你今年多大了？”
“19。”
19岁已享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了，作为丈夫，他确实也能签字做主。但实际上，在彝族的家庭关系中，一般能做主的，要么是她的父亲，要么是她的舅舅。
“这个女孩病得这么重，她的爸爸、舅舅呢，为什么没有来？要是这家里就这么两个小孩过来治疗，没有一个真正能拍板的人，那在这个女孩每一步的治疗过程中，当面临困境时，我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就非常大了。”我忍不住烦躁起来，语气也有些不快。
听出我语气的变化后，男孩立刻从一线医生的身后走到我面前。他犹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用夹杂着彝语的汉语对我表达了下边的意思：家里不会有人来了，所有人都叫我不要管她，说她没得救了；县医院的医生也说她没得救，叫我背回家去等死，但是我舍不得。她明明没有死嘛，最后我去求全村的长辈，挨家挨户去磕头，然后全村人给我凑了两万块钱；家里的老人对我说，无论能否救得活，也就只有这两万了，你要是实在不甘心，就背着你老婆去州里找个医生再试一试。
听他结结巴巴说完这些话，我立刻站了起来，直视着他明亮的眼睛，同时也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坚定。他基本上是在违背全村人的意志，同时还背负着两万块钱欠款，以近乎破釜沉舟的勇气来救他老婆的。要知道，在贫困地区，借钱给人做生意还有可能，因为你做生意还有赚回来的机会。但借钱给人看病，这是很大的人情，因为无论最后的疗效如何，看病一定是会花掉这笔钱的。之后这个家庭有没有偿还能力，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穷人之间很少会借钱给别人看病。
就这么一个19岁的孩子，能够在一个贫困山村里借到两万块钱，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他都没有试图在我面前隐藏一下他准备的总金额（虽然这是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会表现出的一个行为）。他就这样把所有的细节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信任我，我突然感到压力很大。
我首先给他提了一个要求：“两万块钱呢，现在还用不了那么多，你先交5000块钱，我们尽可能地在5000块钱范围内，给你查清楚，然后再谈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点头同意，这时我才开始逐字逐句地跟他完成第一次的医患沟通，讲清下一步要进行的检查、要花费的金额，以及他妻子可能面临的治疗上的难点和可能遇到的难关，等等。
他眼睛都不眨地听着我把所有的环节讲完，一直在点头，同时对我说“好、好、好”。他的表现让我无法准确判断出他对我讲的东西到底理解了多少，我只有在心里叹了口气，对他说：“好吧，今天就这样了。”见我全程都没有对他说让他把妻子背回去等死这样的话，在谈话结束后，他突然对我微笑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
3天后，初步诊断，还是肺结核及肠结核穿孔形成的冷脓肿。根据目前的情况，外科干预风险高，如果做开腹处理的话，可能预后更差，只能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我们一边开始抗结核，一边抗感染，同时对右下腹局部进行大蒜和芒硝外敷。我们科室常备有一个蒜臼，每天早上，我们还没交班的时候，就看见男孩拿着蒜臼，在楼道里吭哧吭哧地捣蒜。他知道如果提前准备好了，等医生查房的时候就可以给妻子敷上新鲜的大蒜。
几天过去了，除了女孩的生命体征比来的时候平稳了一些，其他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一线医生查了一下费用，差不多5000块，接近我对他承诺的数额了，我开始忧心忡忡。
我把男孩叫到办公室，说：“现在已经花了快5000块了，疗效仍然不是很理想，下一步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男孩迷惑不解地看着我，对我说：“没有啊，我觉得疗效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