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如今七十五岁了，仍在田间地头忙得不亦乐乎，离开那几亩地，他就寝食难安，浑身不自在。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读完了初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偏远的大山里也算识字有文化的人，因此，从大队会计到大队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四十六岁那年，因为我的一封长达11页的劝谏书，他才坚决地辞去职务还原自己的角色。
但我知道，就是那三十年，他也没放下手中的农活，勤劳似乎深入了骨子。在开会往返的途中，他从来不会空手来去，不是顺便带一捆柴禾，就是背一背猪草，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是村支书。那年头当村支书开会特别频繁，回来后要开群众大会，传达会议精神。父亲记性好，开会的笔记，他只需要三言两语记在一页撕下的笔记纸或是香烟盒上，就可以作上半天的报告。那样的健谈，那样的风度翩翩，即兴引用的“增广贤文”、村俗俚语让乡亲们拍手叫绝，好多年后都还赞叹不已。
几年下来，他的字条式微型“报告”就摞成一大堆，我们不敢动，他也不舍得丢。直到如今，都还在箱底找得到，只是岁月在不知不觉间涂上了一些老旧的颜色。
父亲写字的地方不拘一格，哪里方便哪里写，目的明确，既节约纸又显眼好记。于是门板上，窗格上，板壁上，水泥搓沙的墙上都留下了他的真迹，我把它看成是父亲的字条。这些地方的记录连擦都擦不掉，我笑说，岁月不老，您手书长留。他一笑，有些歉意。因为此，母亲不知埋怨过多少回，但父亲依然不长记性。晚上，又用粉笔写上：3.28，另提一行，茶1.7斤；再提一行，复合肥30斤。若仔细看进去，你会发现在这些新写的字条下面，隐约可以看见：魔芋50斤，五贝子（鲜）10.2斤。一层一层，走向岁月深处，看着看着，我就会忍俊不禁，因为不仅有粉笔写的，还有火炭写的，白的、红的、蓝的、黑的，就象一幅陈年的古卷，嵌在门上，贴在窗上，也挂在堂屋的板壁上。
后来，这些字条，母亲也说懒了，我们也洗懒了，随它去吧，只当是家族文字档案的一部分，倒还省去了翻箱倒柜刨根问底的苦处，一目了然。逢年过节说到父亲的字条，还平添出一屋子的笑声。
如今，父亲也还偶尔动动笔，但更多的是盘算在心里，不再追求那么精细。杀了年猪，一问，两三百斤；收了包谷，一问千把斤；至于绿豆蚕豆豌豆黄豆一概忽略，大概多少多少云云，不求甚解。
曾经，喜欢给我带张字条的父亲，现在变成了隔三差五给我打个电话，字条上的嘱咐变成了面对面的声音。一晃，我也好多年没给父亲写过信了，电话成了最便捷的交流。书信往来倒成了历史的牵挂和典藏，尤其是再难见到父亲给我的那个八股经典开头和结尾：“吾儿见字如面……”。末尾写上：“父字，即日。”相比之下，远比电话里开头“喂”一声，结尾“我挂了”亲切十倍百倍。
一纸亲笔书信在手，总像是闻得到一种父亲的体香，那是浸染了一天劳作后的汗味，满纸流淌着的亲情。透过信纸，我感觉得到父亲慈爱的双眼一直照亮我的心房，温暖着我的行程。
有人说，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这话不错，今天我们习惯了网络交流、QQ留言，即便短信微信也还保留了一个信字，到底还是别样滋味。对于年老的父辈们终究是只能留下一声感叹，一片唏嘘，一阵落寞。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似乎早已荡然无存，唯有“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还在现实中写照着故乡的思念：一把椅子，一位老人，一声慨叹都化为牵挂，定格在远处的星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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