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快递包裹，“青丝”的工作人员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捐发者的用心。
有人用保鲜膜包好头发，做得像个寿司卷，生怕把头发弄散了;有人留下小字条说，头发是用姜汁洗完才剪的，易于保管;有人发量较多，特意分了好几缕剪下;常有人给头发编好麻花辫，绑上蝴蝶结，底下垫很多软装，包装得像从商场买回来的礼物。
拆包裹，就像拆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有时候拆出一包糖;有时候拆出明信片，画着笑脸、星星和一只写着“fighting”的轻松熊;还有人随头发寄来一件手工织的毛衣……
“青丝”的工作人员崔文佳贺说，她拆到过的最长的一束头发，超过80厘米，看到是从家乡江苏寄过来的包裹，她觉得特别感动。
在近7000张捐发者留下的字条上，书写了许多故事。
建筑师宋亚堃是已婚男性，因为他家楼下一个阿姨患了癌症，让他忽然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近。他看到国外一个小男孩给患癌儿童捐发的故事，便上网搜索中国有没有捐发的机构，就这样找到了“青丝”。
刚蓄发时，他的孩子才出生，他用发卡别头发，蓄到后来，孩子渐渐学会走路了，他改用头绳扎头发。走在路上，常有别的小朋友指着他问大人：“为什么这个叔叔的头发比妈妈还长？”由于头发柔顺，很多人甚至给他介绍为洗发水代言的业务。
两年过去了，他剪发捐发，同公司几位建筑师的夫人受他的影响，也开始蓄发准备捐赠。
在寄来的信件中，刘楚君写道：“很多人说医务人员见惯了生死，迟早会麻木，我很庆幸自己还是会心酸，会难受。”
一位匿名的朋友，她的好朋友帆在2012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并发症，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在ICU抢救了一个星期后，最终还是走了。由于做了開颅手术，帆的头发全都被剪掉了。从那时起，她就想把头发留长，“本来是想送给帆，帆却永远定格在了19岁，现在把它送给其他需要的人吧”。
这7756束头发，每一束背后，都沉淀着至少两三年的时光。蓄发的人说，自从开始蓄头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有一些期待。
一位写信的朋友说，剪头发时，心里不是滋味，3年的时间不到15秒就没了，会有不舍;但剪下来的头发就像水一样，还会流到远方去，在另一个人身上得以重生，“以美换美，何足惋惜”。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在“青丝”，许多工作人员都做过捐发者。
崔文佳贺大一就捐过头发。她承认，走在路上会很注意别人的头发，有时候也很想去烫个好看的发型，“但蓄发、捐发对我来说是比烫头发更酷的一件事情”。她想趁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多捐一点，“以后可能因工作需要，没办法像现在这样‘黑长直’了”。
像崔文佳贺这样的“青丝”工作人员一共有近30位，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每天除了完成学业，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青丝”。就像其他的学生社团一样，韦彦尔这些创始人毕业后，就把“青丝”交给下一批学弟学妹继续传承。
为了让捐发者放心，“青丝”尽力将整个流程透明化——公开负责人的手机号，定时更新收到头发的数量以及送出去假发的数量，并要求运营“青丝行动”微信公众号的伙伴尽量回复每一位咨询者提出的问题。
“青丝”负责人徐思涵每天会接到四五个电话，电话那头问的问题都差不多：“这活动是真的吗？”“这活动是不是还在做？”“这个申请表怎么填？”这类问题，她已经回答了无数次。有时碰到上课和考试，她会挂断电话，给对方回复短信。
尽管如此，还是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许多人好奇，为什么“青丝”收集了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送出去100多顶假发。
徐思涵解释，由于头发的质量参差不齐，制作一顶假发往往需要好几束真发作为原材料。按照现有的合约，“青丝”提供10束真发，假发公司将无偿提供一顶假发。也就是说，这7000多束头发，最后只能制成700多顶假发。
许多癌症患者对网络平台不熟悉，不知道有“青丝”的存在。迄今为止，申请假发的患者只有100多位。
这100多位癌症患者多是女性，她们更愿意选择短发类的假发，“因为短发看起来比较精神。比起时尚，她们更需要的是精神”。
“费了这么多心血，只帮到了100多个人，有意义吗？”“青丝”成立之初，李嘉文便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他去医院看望过受捐者，收到假发时，患者眼睛里有光。“一个人买一顶假发和收到一顶用好多人的头发做成的假发，感觉是不一样的，后者有一种来自大家的温暖，是源自支持。”
“一顶假发也许并不能延缓死神的脚步，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看起来像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让他们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为了躲避周围的目光而囚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