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成都一位急救医生因在救护车内充当病人的“人肉支架”，获得不少赞誉。
新闻照片中，肖医生半蹲着，双手用力抓着急救床和座椅以保持平衡，呼吸不畅的病人趴在他身上——这个姿势从救护地点到医院保持了整整20分钟。
救护车这个盛满了希望、失望、冲突、焦虑等情绪的空间，在城市里日夜穿梭，却很少被镜头关注。荧幕上呈现的救护车空间，往往片面而重复：镇定的医生、奄奄一息的病人、刺耳的鸣笛声，还有摇着大夫胳膊乞求的家属。
真正的救护车是这样吗？
最近播出的一部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难得地将镜头对准了救护车里的人们。
對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乘坐救护车的次数寥寥可数，这个空间于我们而言是无比陌生的。但这段几十分钟的车程又实在需要每一个人去了解，因为它是如此沉重，几乎等同于生命的分量。资源滥用
在这部纪录片之前，国内还没有出现过比较专业的有关救护车的影视作品。
院前急救，是指病人在发病现场接受的紧急抢救，而救护车就是院前急救的主要载体。“就是要在任何环境里、任何条件下，遇见任何病人，都迅速反应、积极救治。”片中的一位医师说。
但有时候专业负责的精神也会遇到一些钻空子的人。
在某些长期患病或者图方便的病人及家属看来，救护车简直是招之即来的网约车。睡觉扭到脖子、小型擦伤、发烧等非紧急病症，明明有能力自行前往医院，却把救护车当作高级出租车，甚至指定要开到某一家医院，只因为“全家习惯了在那里看病”。还有人甚至把紧急小组当作临时护工，每周替他们完成送老人去医院的任务。
这些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不但违背了救护车救治紧急病患的初衷，而且影响了急救中心的正常运转。但是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既没有拒绝的权利，更没有行政管理权、执法权。
资源的紧缺加上被救护一方的漠视甚至戏弄，导致每天有很多救护车做着无用功、走着冤枉路。那些从街头飞驰而过的救护车中，有许多注定只会驶向一个没有意义的目的地，而真正的重病患者，还在艰难地喘息着苦等，这是多么大的悲哀。日常紧缺和日常无力
对急救人员来说，像肖医生那样充当“人肉支架”的行为，已经算不上新闻了。
被紧张的病人吐得满身秽物，把神志不清的病人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抬出来，为病人做心肺复苏做到从手套中倒出汗水，这些都是急救人员的日常状态。
一线急救员压力大、责任重，每天12小时轮班不间断出车是家常便饭。为别人的健康日夜奔波，他们却连正常的三餐都无法保证，常常只能在出车间隙到便利店买份盒饭匆忙应付。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使大部分人患上了胃病、颈椎病等慢性疾病。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急救资源的短缺。
上海是全国急救车配备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平均每4万人配备一辆急救车。上海120中心每年出车76.3万次，共救治68.9万人次。其压力依旧如此之大，国内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
同时，高强度的劳动并没有给急救人员带来高回报。即便手握多张专业证书，二、三线城市的急救员月薪也不过四五千元。高考时护理专业几乎是医学类专业中分数最低的。相比之下，在欧美国家，护理是大学的重要专业，入学标准高、资格考试通过率低，相应护士的薪酬也很可观。
目前，英美等国的院前急救主要由专门的急症医疗技术员负责，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将病人迅速转移，灵活度和效率更高。国内的院前急救则由医生带队，如此一来又加剧了院内人员紧缺的状况。
另外，我国各地医疗警报系统层次复杂，缺乏统一调度。某些外包的救护车和医院间的不正当利益关系，也常常见诸报道。
原本应当为生命而疾驶的救护车，面前却障碍重重，它的行程自然也不会通畅。电视剧和现实不一样
在这部纪录片之前，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中的医院形象是怎样的？
窗明几净，走廊空旷，医生们偶尔做几台紧张的手术，日常时间的一大半都用来谈恋爱和钩心斗角。
那我们平日所见的医院又是怎样的呢？
人、人、人、人……越是水平高的医院，人越多。每个楼层、每个科室都站满病人、家属和医生，嘈杂声日夜不休地充斥在医院的各个角落。
和国外相比，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疗剧，之前的几部所谓医疗剧，不过是披着医疗外套的情感故事。不成熟的医疗影视剧背后，是全社会医疗意识的不成熟。
比如在公众急救教育方面，国内做得最好的城市是深圳，有1%的人口学习过院外急救课程。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30%，澳大利亚则达到50%。公众急救意识的缺失可能导致救护的错误甚至失败，有时也会导致医患双方的对立。
急救仅仅是一场治疗长跑的开始，一部纪录片所能展现的，也只是急救工作的一个侧面。要帮救护车理顺从家庭到医院的道路，需要传播理念，需要增加资源投入，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主体的参与。
幸运的是，全民急救的意识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上海、成都等城市现已逐渐建立起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网络。这就意味着接受过急救培训的非医务人员可以合法使用该仪器，在“黄金4分钟”内抢救心脏停搏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