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阿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教读者怎样判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要看它是否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若像，写得再俏皮，也只能入畅销书排行榜，而不能入影响数代人的经典之列。
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中，让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蜂拥而至，就像鸡尾酒里的冰块在咯啦咯啦碰撞，谁都想吸睛，谁都想出风头，这可不见得是一流作品。一流的写作往往没有这么聪明外露，总是隔了很长时间，埋头写作的人才想起他是个作家，要在比喻上精彩地露一手绝活，让读者击节叹赏。在此之前的漫长旅程中，作家像农民一样耕耘，沉浸在人物莫测的命运中，沉浸在故事出人意料的走向中，他脸上露出暧昧的惆怅，额头上是一条条深思熟虑的抬头纹，绝不可能有心思时时讲俏皮话。
听了阿城先生的点拨，终于明白对于我最喜爱的《围城》，为何一度在文学价值上，人们争论得很厉害。
这部小说的开头，太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了。光是第一章涌现出来的、可以列入俏皮段子的比喻，就有很多：“苏小姐身段瘦削，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画成的。”“鲍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每一页、每一节、每一个人物出场，钱锺书先生都奉献了让人难忘的毒辣刻画。然而，读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这些聪明绝顶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读到第三章，方鸿渐、苏小姐、唐小姐的形象还是有一点虚浮，一想到他们之间各种纠葛的缘起，还得翻到前面去重读。
杨绛先生回忆说，1944年，钱锺书开始写作《围城》时，家境非常困顿，她去一家小学谋求教职以贴补家用。为了让锺书先生安心写作，少受时局和开销的影响，她辞退仆役，自做“灶下婢”。因此，锺书先生“每写几页都要给灶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围城》一开始就陷入俏皮讽喻的汪洋中，无论是人物的肖像，还是微妙的心理，无论是对天气的描摹，还是表情的变化，无处不是穷尽聪明人的想象。
然而，这部小说的基调逐渐变得深沉朴素。这要归功于方鸿渐一行到达三闾大学后，与孙柔嘉的婚姻。为了结婚，孙小姐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段，而方鸿渐也顺水推舟入了围城，又一路跟随孙小姐回到上海。此时各种婚后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样出现了……写到这里，锺书先生已经很少说俏皮话，很少用比喻句，也不再每写几页都要兴冲冲拿给杨先生看了。连在现实生活中、在饭桌上，他也不再妙语连珠。那是一段沉静的时光。锺书先生完全沉浸在方鸿渐的命运里，连他紧紧贴着眉毛的黑框眼镜，也显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