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家村里评定贫困户时，年过七旬的母亲对村干部坚持说自己也应该是贫困户。
母亲说，你们算算就知道了。我一年就靠这一亩三分地的收入生活，加上这个那个补贴，不吃不喝也不过挣两千四五百块钱。要是生个病闹个灾，连吃药钱都不够。政府规定的贫困户脱贫标准是三千两百零八块钱，你们说，我算不算贫困户？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打小没上过学，仅认识“男”和“女”两个字，那还是父亲为了防止母亲上厕所走错门才教的。家里这笔收入账显然是经过反复认真算过的，不然以她的脾气和性格绝不会去找村干部说。
村干部笑笑嗔怪母亲。老太太，您也是糊涂了。您有五个孩子，都生活得滋滋润润，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钱花，房子也结结实实的，怎么能算贫困户呢？
母亲不服气，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啊。
村干部哭笑不得。老太太，我们不和您解释了，您找您家老三说吧，他在市里上班，是干部，让他给您解释解释。村干部嘴里说的老三是我。在一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上班，也参与一些扶贫工作。听村干部电话里说了母亲的情况，我感到很愧疚和不安。自己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让老母亲当贫困户呢？我决定回老家一趟，和母亲好好聊聊。
其实以往每次回老家，母亲也经常和我们聊，可总是聊着聊着就聊回了过去。过去，因为人口多，劳力少，家里一直很穷，也因为穷遭受了不少委屈。我上师范的时候，三千三百块钱的自费学费让家里人高兴之余也压力山大，在当年玉米价格每斤只卖八分钱的年代，三千多块钱并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凑足这些钱，父母粜完了仅有的余粮，磨破嘴皮，顶着冷眼，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才勉强凑齐。
为了改变家里的状况，父母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一心要甩掉家里的穷帽子。母亲经常说，咱是穷，但穷不能丢了志气，谁也不能靠，得靠自己爬出穷窝窝。多少年来父亲母亲像一对老黄牛，忙个不停。尤其是母亲，农忙的时候和家里男劳力一样下地干活，下晌回到家，我们几个坐在树荫里擦汗喘气休息，母亲却还要钻进烟熏火燎的厨房，赶着做一家人的饭菜。晚上，忙了一天的母亲还要把一家人的脏衣服洗好晾出来。母亲说，苦点累点不要紧，出了门就要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不能让别人笑话。
干活成了母亲最大的习惯，从早到晚都是忙碌的身影。
母亲经常说，庄稼人就是干活的，丢下耙就要拿扫帚，不干活，身上不舒服。但母亲毕竟上了年纪，许多活想干也干不动了。母亲便增加了许多叹息——唉，老了，不中用了，不能干活挣钱了，连个贫困户也赶不上了！
听说我要回来，母亲格外高兴。一大早就拨通我的电话。问我想吃什么饭，她好提前准备。回到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菜。一看就知道母亲忙活了一大晌。一边吃饭我一边耐心地劝说母亲别再去说贫困户的事了，一是不符合政策，二是影响也不好，哪有干部父母当贫困户的？钱不够花，我们几个多给您点就是了。
母亲喃喃地说，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政策好了，人家贫困户有的身体不好这病那病的脱了贫一年还能挣三千多块钱呢，我有胳膊有腿身体硬朗朗的一年才挣两千多块钱，总不能连个贫困户也不如吧。这个理说不通啊。这样的话，贫困户也瞧不起我了。
原来母亲还是因为心里那个结。穷怕了！
但不管怎么说，村干部告诉我，我走了以后，母亲总算不再提贫困户的事了。我悬着的心才算放进了肚子。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又突然打来电话，吞吞吐吐地说，老三啊，老太太在村里蔬菜合作社的地里打工呢！择菜分菜的活儿，一天五十块钱。群众对你都有意见了，县里干部的老母亲打工挣钱，这好说不好听啊！我们可是咋劝也劝不住啊！
打工？我心里一惊。母亲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去打工？
我急忙拨通了母亲的老年机。母亲的电话里很嘈杂，应该是在择菜的现场。
妈，您怎么去打工啊？我有点责怪母亲。
你们别管了！娘好着呢，累不坏！再说也不是天天干，高兴了就来，不想来了就歇，一天五十块钱，随便干点就超过贫困户了。你也别觉得脸上挂不住，娘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挣钱，不丢人！母亲的声音很大，朗朗的像说给所有人听。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大声说：妈，那您注意身体，累了就歇会儿，别累坏了！
挂断电话，想想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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