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父亲和李叔搬出表叔的出租屋，在工地认识的山东朋友让他们临时住在了工棚，这里天南地北热情的声音让父亲的北京之行感到快乐。那几天，父亲和李叔在不同的工地上辗转，终于有包工头接受了他们。可父亲很快就听到工友们的怨言，他们好久没发过工资了。可他们不想就这么回去，来北京一趟，除了花钱什么也没干。他们决定，骑驴找马，为了吃住，一边干活，一边再找更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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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父亲就在工地门口看到了焦急的表叔。当时，母亲躺在医院里，脑出血，昏迷不醒。父亲必须离开，他从在北京的漂泊和挣扎中，一下子解脱了，心里却涌上更痛苦的滋味。父亲内裤口袋里的二百块钱终于派上用场。
在离开之前，父亲去了先前那个工地，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山东工友，只把褥子和枕头带走。他对母亲说：“他的被子太薄，怎么过冬呢？”
那一天，父亲背着编织袋走进故乡小城的病房时，我从他胡楂儿浓密的脸上感到一丝陌生。母亲依旧昏迷，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拉着她的手，这是我二次看到父亲流眼泪。第一次是在我的婚礼上。
为了照顾母亲，父亲必须回到村子里，每天做饭、喂牛，去田地里巡视，一个人承担家庭的所有重担。他已经不是电工了，有时候，忽然就有一辆三轮车或者摩托车停在家门口，某人高声喊着请父亲去看看电路有什么毛病。父亲就像许多年前一样，背起电工包，拿着他的工具，匆匆跟人上了车。母亲拖着半个身子追出去，然后跟我抱怨：“也不给钱，你说他忙活个啥？”
从父亲拿着电工包走路的节奏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的心境，这种节奏是一种被需要的节奏，是一种数十年形成习惯的节奏。对父亲来说，这些村庄的灯大约像孩子的一双双眼睛，他不允许它们看不到光明。
7
父亲也跟人讲起他的北京之行。他说，北京是个大城市，只要不懒惰，就能好好活着，就算捡破烂也是一个好活计。他的心依旧被那些舍予的饭菜温暖着，也被半夜里一起捡破烂的年轻人的坚韧鼓舞着。父亲说，他们遇到难事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扛着，不愿意向家里伸手，都是好样的！
父亲渐渐成了村子里最年轻的劳力。夜晚，村庄里亮的灯越来越少了。他似乎不只管他们屋子里的电，谁家的玉米收了，叫父亲开着三轮车去拉;谁家的炉子坏了，也叫父亲去修。来的都是些老人，父亲不忍心拒绝，敲打着自己酸痛的腰背，就跟着去了。我回家的那些天，发现一到节日，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客服热线。不同城市的电话先后打来，有嘱咐老人吃药的，也有问候家人的，还有告知别的事情的……父亲在本子上一一记下。那个本子上的另一些页面，字迹歪歪扭扭，是半个身子瘫痪的母亲用左手一笔一画记下的。母亲说，那个时间，父亲正好不在家。
经历过北京的打工生活，父亲好像一个窥破秘密的人，他再也不把这些归来人身上的光鲜当成一种高度。他体会到他们的艰辛，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做一些小事，为他们家里的老人买药，帮他们把粮食种进地里，把地里的庄稼收回院子。为这事，母亲没少跟他吵嚷，就连我也不止一次说他，为什么不顾自己有滑膜炎的腿。
父亲每一次都答应我们不再去了，可是当村里的老人把新扯下来的玉米皮倒进我们家的牛槽，将一把自己种的蔬菜放在我们家的篮子里，在旁边静静等父亲的回答时，我们都说不出话了，只好看父亲又一次发动三轮车，载着老人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秋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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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冬天，一场大雪把山里的公路给阻断了。大年三十，父亲把村子里的手电凑齐了，装进那个已经缝过好几次的电工包里，他拿着它们去迎接一群终于回家的人。清冷的夜里，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看着父亲踩着积雪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走，出现在盘山道上。父亲说，那一刻，他听到了人们的欢呼，他们仿佛看到了最亲的人。
春节过后，人们同父亲一起，把村里的所有道路修通，然后就各自上路。父亲去送他们回来，手里抓着好几把钥匙。村里好几户人把自己的家托付给父亲，希望他在夏天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漏雨，时不时给他们的屋子透透风。
我总想象着，某一个冬天，我们村所在的那个塬沉入雪里。父亲轻轻用一把钥匙将铁锁唤醒，推开不同的门，把每一户的灯光点亮，然后拿着手电筒，去往迎接归乡人的路上。我知道，他不仅得到了一把把象征信任的钥匙，还开启了一颗颗漂泊在他乡的心。